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论《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的发展

一 《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是指《诗经》以后,屈原赋出现之前的诗歌。它大约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激剧的变革时代。这近三百年间诗歌的发展到底怎样,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与作用,以往很少有     

《诗经》与《楚辞》中祭品的差异

无论祭祀自然神灵还是祭祀先祖先宗,都反映出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诗经》中的祭祀诗主要以祭祀祖先为主,祭品多数以食物为主,包括牛羊牲畜和谷物鱼类;而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辞》则多以祭祀自然神灵为主,祭品选择除了体现出南方地域特点之外,还反映出入类的进步与发展.祭品不仅种类繁多复杂,而且珍贵独特,多以美酒、香草和玉帛为主.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释《诗经》和《楚辞》中的“爰”

“爱”在先秦典籍中,只见于《诗经》、《楚辞·天问》及《尚书》,其他经传及子书均不用。本文考察《诗经》和《天问》中出现“爱”字的诗句,归纳其用法规律,并据此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训释。“爱”在《诗经》中的第一个用法是疑问副词。《鄘风·桑中》:“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四句诗一问一答,“爱”之为疑问副词甚明。郑《笺》以“于何”释“爱”,至为确诂。《邶风·凯风》:“爱有寒泉?在浚之下。”旧解释“爱”为“曰”为“聿”(如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探索——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周代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一部收录战国及两汉楚辞体新诗的诗歌专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以屈原的作品而论,堪称战国时期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     

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述学文体、理论运用、观念意识,在考据、阐释、鉴赏的结合、推进中,全面展现出<诗经>字字句句蕴含的原始生命力.在<诗经>研究中,闻一多表现出不袭旧说、直切本源的果敢,但也最大限度做到释古可信、步步为营.这对当今学界,<诗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滥觞很有警醒意义.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辞》与《诗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两大文化版块，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文学源头。     

荷花《楚辞》原型意义探讨

荷花是《楚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香草”意象之一。《楚辞》荷花的比兴意义,我们从功能上进行划分,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文人芳洁之志象征,一类是政治命运象征。荷花《楚辞》原型意义对后代影响深远,形成了一些常见的表现模式。     

浅谈《诗经》与《楚辞》中女性形象之差异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女性这一主题,两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切入,分析了女性形象。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造成了两部作品在女性审美上的截然不同。     

《当代楚辞研究论纲》评介

《当代楚辞研究论纲》评介张庆利楚辞研究在建国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显学。同时，楚辞学史研究亦消然兴起。最近，周建忠出版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就是当代楚辞学史的第一本专著。《论纲》...     

《楚辞小史》论纲

楚辞是从楚国早期原始宗教习俗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离骚>的创作极有可能是屈原在经历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巫术降神活动之后,再经过艺术构思写成的.<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作品大都出于屈原门生弟子或崇拜者之手.宋玉的<九辩>实现了楚辞主题的转换.其<高唐>、<神女>诸赋则奠定了汉赋散文化的基础.而汉初的郊庙歌辞亦源于汉乐府及其对楚辞的承传.     

《楚辞美论》导言

海德格尔向往天地人神四重和谐的生存状态,心仪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屈原处于上古的历史文化语境,周身闪耀着浪漫潇洒的诗性灵光,以神话思维和楚民族禀赋的奇异瑰丽的想象力,凭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意志,神游宇宙而叩问苍天,追问天地的开端、演变与终结.反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     

《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诗经>名物研究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及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对于<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古今学者却没能给予全面、充分的认识.考诸<诗经>可以发现,名物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诗义,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生活,体会<诗经>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认识<诗经>多样的审美特征及其崇高的艺术成就.而这些,也正是<诗经>名物研究的深层价值所在.     

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