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河漕运新探

一、汴河漕运与东南经济汴河是隋炀帝时开挖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中一段,数百年间,一直是南北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唐代末年,汴河溃决毁坏,长期失修,直至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才开始征发丁夫进行疏通。宋朝建国伊始,不断修浚,扩大其运输能力。但在东南还没有统一之前,汴河的运输量并不大,太祖开宝九年,范旻知淮南转运事,每年运米百余万石供应京师开封。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两浙地区的吴越国归降,太平兴国六年即定汴河运粮额为四百万石。汴河勾通了长江、钱塘江,开始全线发挥作用。到了淳化四年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实行了转搬法,“行之一岁,上供百六百万(石)”。但随后漕运额又有下     

九曲黄河方寸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南黄河堤工图》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绘者和绘制年代的彩绘本黄河图长卷,因其主要描绘江南境内黄河的堤防情形,应当命名为《江南黄河堤工图》.经考证此图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十五年间所绘.《江南黄河堤工图》反映了乾隆朝十二至十五年间周学健、高斌等两任河臣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治理徐州至海口段江南黄河的史实,描绘了乾隆前期江南黄河尤其是清口和尾间河段的工程形态与变迁轨迹,是了解乾隆朝前期江南黄河河道变迁、堤防工程、治河方略与河政管理的第一手资料.该图也是现在所知唯一一幅采用方格坐标网绘制的清代前中期黄河图,表现了乾隆朝黄河图类型和绘制技法的多样性,在清代地图史和黄河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乏水问题及应对措施

黄河的决徙变迁,经常导致黄运交会的徐州段运河水量不足.为确保漕运畅通,明政府采取了引黄河水、东诸泉、沁河水,疏濬河道,修建闸坝、堤防等应对措施.到万历中期黄河两岸全面筑堤以后,黄河主流被固定于徐州运道,乏水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好景不长,此后水流愈加湍急险恶,河堤决徙频繁,不得不改道泇河,避黄行运.泇河的开凿由引黄河水改为引沂、沭河水,避开了徐州段运河乏水问题的困扰,但是也给徐州城市发展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汉代是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时期,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八百多年时间至唐后期,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历史依据;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     

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社会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

《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一书将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以较为宏阔的跨学科的视野透视和展现了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马克思主义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制度变迁又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其间存在许多约束条件。不仅制度之间有好、差之分．就是同一制度也并不必然出现相同结果．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不同结果,其中的约束条件又是什么呢？增长型变迁、效率型变迁与转移型变迁（一）三种变迁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三种类型：增长型变迁、效率型变迁与转移型变迁。在此为讨论方便,文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ＧＮＰ的增长,并假定制度变迁以经济增长为追求唯一目标（后面我们…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变迁研究

居民收入变化包括收入分布的位置、延展性和形态的变化等,可以把这种居民收入整体特征的变化称为收入分布变迁。利用收集整理到的我国省市年鉴收入分组数据和CHNS数据,通过参数和非参数两种估计方法完整地刻画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变迁。参数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城镇居民收入由低到高向上转移的趋势明显,而收入提高的不同步性又导致了收入的差异性。进一步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在收入变迁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主导,由现阶段的分配制度等导致的不同步次之。另外,收入分布变迁带来的社会效应及其市场效应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     

镜内的禅境，镜外的人生-浅谈废名诗歌创作中佛禅思想的影响

废名的诗歌创作曾一度被人遗忘,但是作为废名创作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不应该被忽视。在其诗歌创作中存有大量的佛禅思想的影响,导致其诗歌由于阐发哲理、佛禅思想较重而难于解读。在难于解读的背后,体现的却是废名的要在镜中建立一个美好的禅境,并以此来引导自己在镜外负担的沉重却又淡泊的现世人生。     

国家运道与地方城镇:明代党泇河的开凿及其影响

明万历后期开凿的洳河是继南阳新河之后的又一避黄工程,其开凿过程中伴随着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结果是导致国家新运道的确立与地方城镇徐州、台儿庄的兴衰更替.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视之,泇河的开凿有效地避开了徐州段黄河、二洪之险,有利于漕运的畅通.而且城镇的更替于国家利益无损,无论是徐州的衰落抑或台儿庄的兴起,不过是运河城镇位置的变动而已;从地方城镇利益的角度视之,河道变迁则是其自身发展机遇的重要转折,影响深远.     

阵痛·觉醒·变革:清末民初桐城教育现代转型

中国教育的历史变迁,以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段最为关切,停废科举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各地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清末民初以来,桐城知识精英主动为桐城、乃至全国教育转型与发展作出贡献,桐城教育亦经历了阵痛——觉醒——变革的渐变式教育转型与发展脉络,新式教育逐步确立,时人教育理念得到更新。     

清末民初的黄河三角洲移民

清末民初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以政府组织的生存型移民为主。移民群体主要由灾民构成。移民安置区域集中在黄河大堤周围和黄河尾闾新生淤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绅士在移民活动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地分配不足,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掠夺性耕作方式导致的土地盐碱化等,使移民返迁比率较高。     

宁夏黄河水权转让的法经济学分析

黄河哺育着万物、创造着文明,为沿岸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目前黄河水资源日益紧缺,迫切需要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依此完善水权制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水资源承载能力。本文尝试运用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宁夏境内黄河水权转让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略,凭依保障水权、促进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科学利用。     

黄土的意志——20世纪80、90年代的"晋军"、"陕军"现象

山陕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各领风骚10余年,已构成一种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山陕文学的崛起是先秦文化和汉唐文明在当代的复兴形态,也是对古代地域性优势文化的另类纪念方式.山陕文学都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两地作家均表示过对亚细亚农耕文明具有发言权,对生命力的强烈关注,构成了两地文学的一致惯性.深厚的黄土文化与黄河文化情结是两地文学的另类特点.两省地域文学和文化也有不同之处.山西文化包括了雁北忻州地区的佛教文化区、晋中地区的晋商文化区以及晋南地区的黄河文化区.陕西文化也分为陕北文化的黄土文化区、关中一带的巫道文化区、陕南的川蜀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区.陕西文学的宗教归依是神道与巫觋文化,山西文学的宗教支点在于儒家与法家思想.山陕地域的文学和文化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延续了黄河文明的强大文化自信力,同时,两者共同勾勒出了一种混沌蛮荒的北方意志,为北方腹地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文化性探索和精神层面的揭示.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黄河干、支流高含沙水流产生的因素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流,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目前已经成为地上"悬河",其主要原因是大量泥沙的淤积。而这部分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区,特别是黄河中游的多沙粗沙区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通过高含沙水流的携带到达黄河下游,进一步淤积。本文主要阐述了高含沙水流的基本特点,分析了黄河干、支流高含沙水流产生的主要因素,提出了防治的基本措施,为黄河泥沙治理提供参考。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降魔变地神图像研究

敦煌降魔变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地神证言这一情节。本文以地神图像为线索,分别从佛教经典、图像以及区域文化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考量,指出于阗粉本的重要影响,并由此揭示出这一变化的背后所隐藏的重大历史信息,包括归义军政权的社会历史、外交关系以及宗教艺术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组团式同核城市群构建宁夏的三个大城市——宁夏沿黄城市群基本构想研究

本文以组团式城市群理论,研究了宁夏沿黄城市群发展问题。通过对宁夏沿黄各城市发展的定位分析,提出了宁夏城镇体系的“3 2”发展模式,认为:宁夏城市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企业的大规模集聚和城市的大规模扩大,尤其是吴忠、青铜峡、石嘴山三市将发展目标定位于中等城市,不如以组合式大城市为目标更为合理。以同核型、组团式城市群形成大银川市、大吴忠市和大石嘴山市三个大城市,加快相邻城市的一体化步伐;同时,关注中卫市和固原市与周边城镇和区域的经济联系,应该是宁夏城市化重要的政策选择。近期沿黄城市群建设能够取得突破的是三个组合式大城市建设。     

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九歌》

《九歌》是南楚、沅湘间的祭神乐舞歌曲,经屈原加工再创作后而流传于世.《九歌》自然神祗的原型为东皇太一(太阳神)、云中君(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月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女神).《九歌》的出现,既是取悦自然神祗,亦为支配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