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模测算:1990～2010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且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就是资金缺乏,农户和私营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足够资金支持,而农村民间金融是其有效的补充,但如果不能有效监管引导将导致较大风险.文章运用金融相关方法,借鉴李建军的测算方法,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测算1990～2010年期间广东省农村民间金融规模,揭示广东农村民间融资主体主要是私营经济和工商个体户,广东农村民间金融具有相当规模,需要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如深化农村金融体制、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完善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等,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乡土运行

文章通过对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内生性的分析,检视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乡土运行。即通过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发展中社会资本作用的静态描述和动态展示,深入揭示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乡土运行规则。     

温州民间资本现状与发展思考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呈现出民间资本总体规模小幅增长、投资渠道日益多元化、民间融资逐步规范化阳光化的特点,但当前民间资本在总量发展、投资途径、产业低端、企业外迁、温商回归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提出发展民营经济、推进转型升级、破解制度束缚、引导民资投资、促进温商回归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加大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江苏必须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在高度货币化的当代社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本文分析了江苏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制约因素,并且提出了加大民营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力度的对策性建议。     

浙江省未观测货币规模估算

浙江省以民营经济发达为特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非正规金融就率先在浙江省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浙江省的投资扩张，以及资金需求全面增长，增加了对非正规金融的需求。未观测货币作为民间借贷、非正规金融与未观测经济活动吸收或释放的货币量，对政府的货币政策调控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目前民间金融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揭示了其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建议政府营造和培育民间金融运营的生态环境,改革现有的金融格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发展民间金融。     

农户投资的金融支持分析

保护和激励农户的投资积极性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农产投资与金融信贷进行实证研究,然后从合作金融、民间金融、政策性金融三个角度研究了农产融资困难的原因,最后说明如何从金融上支持农产投资.     

中西部民间金融研究:武汉特点与规模测算

中西部民间金融有其自身特点和发展规模。文章从中部特大城市武汉入手,试图探讨欠发达中西部地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描述武汉民间金融的不同特点的基础上,吸收现有的测算方法,考虑财政对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挤出效应,运用具有时序性的变动θ值,来改进和创新民间金融测算方法,从而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农村民间金融交易平台的缺失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不充分,其首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农村民间金融交易平台.文章以为,交易平台的缺失对农村民间金融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究其主要原因,包括民间金融的外部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内部金融交易环境存在诸多限制等因素,它直接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中的融资约束的形成.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交易平台缺失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利率间相互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

文章对温州民间借贷利率走势及其与正规金融间关系进行变结构向量自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服从三个突变点的结构突变趋势平稳过程。相对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除了具有信号显示作用的宏观政策外,其它宏观政策、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影响不大。     

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机制分析

研究民间金融与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质上是研究民间金融对现代农村经济变化的适应力,以及它们不断发动自身改革的能力。本文的分析对象是长期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农村民间金融。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金融组织创造增长机会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农户、乡镇中小企业和经济要素在一定空间内形成集聚成块的发展格局,农村参与社会分工的渗透力和竞争力增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运作机制、结构特征、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内生性机制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一)内生增长…     

农村非正规金融：基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宏观经济分析

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但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仍然滞后。信贷资金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现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在弥补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试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借款人及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行为，利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经典理论，分析得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必然性。且具有自主交易、市场效率和不可操控性等特征，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正作为一种新型金融体系一员被纳入金融市场主体序列中，政府需对该类组织加以监管和控制。     

西部金融结构分析与优化模式构造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结构长期处于失衡、资本积累难度大、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和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美国发展区域经济中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取得了成功 ,针对我国西部地区地域广、经济基础薄弱和金融环境落后等实际状况 ,在西部开发中需要把金融政策统一性与地区差异性协调起来 ,实施有针对性的区域金融政策     

浅析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业法》两部金融大法的颁布,为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实施监管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金融创新作为现代商业银行经常发生的、带有探索性质的业务活动,对中央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从市场行为的角度分析看待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行为的市场化特征,具体表现为: 1、金融创新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获得更高的市场利润。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抑制和民企融资瓶颈突破

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面临着越来越紧的金融约束,融资问题已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本文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经济学根源--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出发,试站在金融深化的角度探讨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欠发达地区县域民营经济政策执行障碍分析

一、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制约因素探析(一)金融机构制约因素。一是观念陈旧,影响了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由于历史的原因,多数金融机构认为民营经济不正规、不长久,种种偏见再加上民营经济自身不足,使这类陈旧观念在客观上增加了信贷人员支持民营经济的心理压力。二是贷款方式单一,难以满足民营经济对贷款的需求。基层各金融机构普遍采取质押和担保方式发放贷款,而民营经济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可用于质押的资产有限,更难找到有实力的企业担保,因而信贷需求大多难以得到满足。三是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内部操作方法及管理制度限制了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从金融机构,特别     

对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

农村金融的发展 现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银行业等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以民间借贷为主的非正规金融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存在,正规金融才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本文的讨论也仅限于正规金融.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