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关内侯的爵位变动

两汉关内侯的爵位变动以关内侯进爵列侯为主导,并以西汉关内侯免为庶人(或夺爵为士伍)作为补充。汉代关内侯的爵位变动呈现阶段性、身份化、时代性和严格等极化的特征,既反映了关内侯重要权益、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又体现了政局变迁和二十等爵制调整。爵位变动成为两汉皇帝对关内侯群体实施政治控制和身份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调整政治等级结构、巩固政权统治基础和加速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功能。然而由于法律严酷、权臣干预、频繁而又残酷的权力斗争,汉代关内侯的爵位变动也存在赏罚不公、赏罚滞后等弊端,不仅削弱了皇权对高爵群体的政治支配性和身份控制力,而且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矛盾与权力斗争。     

隋唐外戚类型与政局述论

外戚的概念是发展演变的,汉代以前,后妃即是外戚。隋唐时期,外戚一般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外戚可分为四种类型:功臣、良臣型,无所作为型,奸臣、庸臣型和功过相参型。不同类型的外戚,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外戚擅权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政治腐败,环境混乱,是外戚得以擅权的重要原因。     

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

恩荫又称门荫、恩补、世赏、任子等 ,恩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廷按照权贵的政治地位授给其子孙亲戚官职的一种优惠制度 ,外戚是最主要的受惠群体之一。我们通过对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探讨 ,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更深刻地认识宋代的选举制度和宫掖外戚制度。但遗憾的是 ,截止目前史学界尚不见一篇专门讨论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论文发表 ,而仅在有关专著的个别篇章中对之略有论及 1。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之作一些浅论 ,冀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之断栈。　　一、外戚荫补的定例和特恩例宋代的外戚又称戚里、国戚、外姻、近戚 ,是指三后 (太皇太后、皇…     

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考略

明宣宗为训诫外戚恪守臣道，令杨荣从历代正史中摘抄有关外戚的史料，收录从汉到元外戚七十九人，分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两类，汇编而成《御制外戚事鉴》。全书五卷二册，图文并茂，十分精美。此书长期以来仅限于明廷赐给外戚，外间流传不广，虽经弘治年间内阁翻刻，但到明末此书已难寻觅。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也只求得天一阁所献两卷钞本，故录入存目类。现今在中国初刻本、钞本皆不存，唯日本东洋文库尚存一部初刻本，十分珍贵。     

论外戚政治

外戚政治与宦官政治是中国宗法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两个毒瘤.外戚政治是由于后妃参政而引起的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外戚,按照正史后妃纪,传及《外戚传》的记载,其成份是指皇室的外姓亲属,以及后妃系统的亲族,还包括皇家公主的夫族.实际上,她(他)们是一个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宠妃的裙带政治集团,史称为戚党,又称为后党.这种裙带集团还包括着依附外戚的私门宾客、官吏僚属.由于皇帝女宠或临朝干预政事,外戚集团得以入参大政,这是封建王朝宫廷政治的必然产物,一般都称之为外戚政治.后妃通过外戚专权用事,外戚攀龙附风仰仗后妃权势而入参政治;外戚政治是后妃参政的延伸,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

唐前期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其短期性特点较历朝历代更加突出。外戚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命运的短暂周期及外戚权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也使唐朝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我行我素，不顾礼法，及时行乐，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以自我为中心，在社会行为上倒行逆施，骄横不法，在社会生活上奢侈淫佚，竞相豪华，逞欲胡为。外戚短期行为导致官闱秽乱，暴虐腐化，使唐朝廷内官僚、士大夫结党营私，玩弄阴谋，使朝廷上层常处于血腥之中，由此形成唐前期政治的特征。     

“秦无分封”质疑

秦国始终未行过分封,似乎已成定论。作《文献通考》的马端临便云: 秦爵二十等起于孝公之时,商 鞅立此法以赏战功。按古之所谓爵 者,皆与之以土地,如公、侯、 伯、子、男以至附庸,至孤卿大夫, 亦俱有世食禄邑。若秦法则惟彻侯 有地,关内侯则虚名而已,庶长以 下不论也。……盖秦之法,未尝以 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议而后始罢 封建也。     

抗战时期日本对关内沦陷区农业的破坏和掠夺

抗战时期日本对关内沦陷区农业的破坏和掠夺朱玉湘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关内广大地区先后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本文将着重剖析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农业掠夺的过程、特点及其危害。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日本帝国主义...     

宗法礼制与王莽代汉

王莽是外戚,同时又是儒生;儒家思想是当时的统治思想,这是研究王莽这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三个层面。王莽开初就是以“被服如儒生”的士人面目出现,继而凭借“五将十侯”的外戚权势,用“安定汉室”,“制礼作乐”相号召,因而赢得统治阶级和广大儒生阶层的拥戴,“卒成新都”。这原是史书明白记载的事实。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封建正统观点的作祟,王莽一直是个被扭曲的历史人物。科学地对待历史,特定的历史人物应该将他摆在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了解。应该实事求是地清还它的本来面目。现是,试以所谓“国统三绝”做主轴,略述王莽运用宗法礼制取代汉室的经过。     

汉代外戚不称“宗室”考

牟润孙先生曾撰文提出汉代"外戚称宗室"的观点,刘增贵先生的著作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两相比照,刘说为是,只是其论证略欠充分。通过逐条分析牟文所据史料,并参考《史记》《汉书》中外戚与宗室对举之记载,可以肯定汉代外戚不称"宗室"。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后稷弃孕生及其被弃传说故事新考

周始祖后稷的降生故事极具传奇色彩,后稷弃是帝喾长子的古史传说是不可信的,但后稷弃应是帝喾的后裔。姜嫄祈神而生后稷,结果却因胞衣连体的怪异现象被弃,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迷信神谕及其神权崇拜的现象。     

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

安大简《国风》并非全本,各风次序与今本《诗经》不尽相同,但其相对次序值得重视。在安大简中,《秦》在《魏》前,与《左传》相合;在安大简中,《侯》在《魏》前,从其实际内容看,相当于《魏》在《唐》前,与传世古书的次序相合。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是《侯》即《唐》,安大简中关于《魏》《唐》的实际相对次序与传世古书并无二致,但安大简的抄写者误将“侯(唐)”“魏”的风名分别安到《魏》和《侯(唐)》之上。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侯外庐的墨学研究

作者认为,侯外庐的墨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作者指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从儒、墨比较入手梳理研究先秦墨学,对墨家思想学说作高度的概括,抽象出阶级论、天道观、知识论、逻辑学这样几个思想内涵,把墨学"十论"纳入其中系统来考察研究。     

《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

<楚辞·离骚>里有"三后",历来学者或认为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或三代的三位贤君,或认为是指楚国的三位先公先王.从文献和楚简两方面的证据看,第二种观点是可信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新蔡楚简中的"三楚先"."三楚先"包括老童、祝融、鬻熊,而不包括穴熊,鬻熊和穴熊不是一个人.     

论侯景之乱后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书

侯景之乱后,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书虽为代言之作,但在接撰言辞时却能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情感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不仅一改绮靡之风,而且气魄恢宏,充满阳刚之气,起到鼓舞士气、壮大军威的效用,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鼓舞性。这些文书内容丰沛、缉裁巧密,体现了文士们求新、求变的鲜明艺术追求。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宗施与宗法制解体在《侯马盟书》中的反映

侯马盟书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末年宗族解体的事实,而宗族的解体则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宗法制的周人传统在战乱频仍中逐渐走向消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宗族的解体并不是突然分崩离析,盟书仍然强调效忠“宗主”,还提到“宗人兄弟”,说明这个时期宗族的外壳还在,只是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春秋末年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表征。     

论《桃花扇》的三种文化意象--兼及其与当时思想意识之构合

孔尚任通过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三种文化意象,来咀嚼旧国昔年的文化诗意.作为清流名士,侯方域风流放纵,且具备出众的文采和经世才略.作者并无针砭侯方域之意,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李香君代表了秦准名妓既有文士风又有侠者慨的文采、见识、胆略,以及她们的择夫标准和相夫原则.从柳敬亭们的身上,反映了晚明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融,使二者相得益彰;也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下层人的全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