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

长江三角洲,这个清代集中了全国35%的科举发达县、近半数专家学者和大半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统称)人物的地区,至今成了中国经济幅射能力最强、百强县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最充满活力和发展前途的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长江三角洲数百年教育中心的回报。     

文化产业与文化剩宗价值——从反思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谈起

中国当代文化产业成就斐然,然而也需警惕“产业”遮蔽“文化”的倾向,此倾向的实质是经济剩余价值淹没文化剩余价值,追问文化产业在何种意义上是文化的,就是要重审文化产业的文化之维.文化剩余价值标示出文化产业之为文化产业而非其它产业的特质所在,忽视其文化维度,或者将其遮蔽于经济维度之下,文化产业不仅难免将自身混同于一般产业之中,而且其文化产品也将在某种程度上面临萎落其文化担当的危险.     

生态诗学的现代价值——从济慈的生态诗学观谈起

生态诗学给诗歌传统研究以新的启示,为诗歌研究注入了活力。约翰·济慈的生态诗学观强调自然是一个活力生态系统,而人是整个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一样遵循时间节律繁衍生息。大自然可以给予人类以心灵的呵护与慰藉。济慈的诗歌体现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充满了对生态和谐的向往和渴求。济慈生态诗学观的形成有其自身原因,也有时代原因,其生态诗学观对现时代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闻一多的诗歌文化精神论——从诗人的文化价值取向谈起

多少年来,就闻一多新诗创作的研究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尤其《死水》、《红烛》两个诗集思想和艺术的分析。甚至诗人文学深层的影响方面,也有较为细致的论述。以闻一多的诗歌写作为对象,不孤立地论其诗和诗论的本身,而力求从一个较大的文化语境里,辨析闻一多在写诗、论诗、研究诗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思想、艺术、方法的悖论现象:纯美的诗与新格律的诗论;唯美的形式与意义的内容;贵族化的生活品位与平民化的人生追求;维多利亚的诗情与泱泱诗国的典雅繁缛等等。诗人创作的矛盾,也是诗人人格的矛盾。简单地将闻一多定为浪漫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诗人,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如同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人生丰富经历,所负载的社会角色一样,不是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清楚的。选取文化的多元视角,侧重闻一多诗歌写作的文化价值取向,辨析这些现象形成的内在缘由,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关于诗人的新认识     

文化与文学——从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化研究谈起

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意义的学术路子。其理论前提有二：一是辨清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层面去建构文化的一套概念系统,使之与文学和诸学科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二是处理好重庆抗战文学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定位问题,主张在全国性意义上去进行研究。     

文化变迁、制度演进与改革和发展——制度与文化变迁视角的社会发展机制和改革发展比较分析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机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文化可以影响对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反过来又改变或强化人们的文化理念,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关键要素,进一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内敛性和趋同性,初始文化和制度背景对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有显著的内敛作用,而最终所有文化和制度又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是为什么富国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几乎都一样,而穷国则各有各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原因;在走向发达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假借某些理念对进步的促进作用而整体上复兴。中国当前从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转变反映了这种文化和制度变迁的进程。     

论古英语诗歌中荒野景观的文化内涵——从亨利·列斐伏尔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谈起

将古英语诗歌中的荒野景观置于空间理论视阈下考察,它们呈现出多层次含义:既表现为《贝奥武甫》里与文明空间的对立存在,也可具象《流浪者》等抒情诗歌中人物内心的荒凉,还在《古特拉克A》等宗教性诗歌里体现为人物发展的阈限阶段。这些个人、社会、宗教方面的指涉意义折射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合力作用下人们对社会关系、身份构建和家园概念的认知,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青藏高原文化土壤与藏族本土法治文化的关系——从文化土壤与法治文化的关系谈起

藏族是青藏高原古老的民族,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珍惜爱护高原生态环境,创造了与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并创造了与青藏高原文化土壤相适应的藏族习惯法文化。这种法治文化的传承距今为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特质,而且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规范人们行为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尤其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平衡以及尊崇世间一切生命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本土法治文化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各种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事业等方面都将会产生积极意义。     

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冲突与责任

少数民族文化不仅对少数民族成员而言是其基本权利,对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而言也有其特殊价值,它的本性之一是其道德性。当我们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伦理视野考察时,就会发现其中往往蕴含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有必要厘清少数民族文化的道德本性及其足以让我们警惕的冲突形式,从而让我们共同承担起少数民族发展中的责任。     

论价值与真理的互渗、互动与统一——从实用主义的真理实效论谈起

实用主义的真理实效论立足于思想观念与人、人的活动的关系来确定思想观念的真假.它认为,一个概念或命题的意义是参照对这个概念或命题的应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实验效果给出的,因而真的信念是那些富有实效的信念.这对事实(真理)与价值的二分法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也是对其关系的一种有意义的解答.但实用主义用具有异质性的效用、价值来统领真理、取消真理,归根到底是片面而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与真理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但在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中,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可以内在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