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列宁晚年时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衡的探索

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之后,并没有象列宁所预想的那样建立起"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政治制度.相反,由于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出现了权力日趋集中的倾向.列宁洞察了由此带来的种种弊端和潜在的危机,对此深感忧虑,希望能通过建立权力制约体系来根除政治体制的弊端.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

在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解放性政治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使得现代国家建构活动自其诞生伊始,就处在以国家一自由为轴心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叙事模式之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国家建构活动的主导性逻辑--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保障自由的同时,建构起公民权利的"坚硬外壳",以防止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对自由的僭越.     

“权利制约权力”的文化困境及对策研究

权利制约权力是一种强调体制外制衡的制约范式,意即以公民普遍而广泛的权利来实现对公权力的直接制衡。这是近代权利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权利文化的相对成熟则是实现这一制衡的必要前提。反观中国却有一个重义轻利的漫长历史,权利意识的缺失、权力至上观念的盛行以及民主法治意识的薄弱等等均成为我国实现权利制约的枷锁。因此,有必要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提升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营造有利的权利文化氛围。     

马克思恩格斯权力制约思想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论,主张对权力进行制约,他们肯定了分权的进步意义和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政权,也要防止公共权力异化,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巴黎公社的监督原则之所以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是因为其特定的前提条件。对经典著作不应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应当挖掘与关注其中具有普遍性与规律性的东西,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权力制约模式。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诉讼目的的确立,诉讼主体职能之配置,诉讼结构之建造,无不受制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并为人权保障的理念所左右。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如何,是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文明与进步的程度,因此,我国从刑事诉讼的立法到司法,应始终把完善冤案、错案预防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放在首位。     

简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对应义务的关系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利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关系仅为全部法律关系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权利与对应义务实质上为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利与对应义务的绝对值是相等的;权利与对应义务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分离的;法的本位应是社会权利本位,它要求对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应放在同等的位置.     

被遗忘权的场域思考及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关系

被遗忘权不仅在大数据领域中存在,而且在古典的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信息隐私权)领域中也存在.在大数据领域中,被遗忘权以删除权为主要内容,而在非大数据领域中,被遗忘权以禁止或者限制收集、使用为主要内容.在大数据领域中,被遗忘权的出现并没有产生一种完全独立的新兴权利,毋宁是在古典隐私权的地基上并依赖于个人信息权(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增加了广义的隐私权的内容.对个人信息权和被遗忘权的认知应当在古典隐私权的地基上进行.     

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基本权利的解读

个人信息保护将个人信息视作权益的传统模式已难以胜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要求,有必要将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维度中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基于基本权利视角下构建个人信息权,对于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更具深远意义。确立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需要国家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加强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地位,并健全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其次,使专门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依法履责,发挥作用;最后,注重司法机关作为"最后防线"的地位,完善个人信息权的司法救济渠道。     

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公法领域中最基本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对立性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必要性,而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性又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公检法所拥有的权力与作为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经常处于失衡的状态。因此,作为“人权保障宪章”的刑事诉讼法,理应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平衡,以适应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需要。     

土地立法中公法与私法关系的解读

在土地之上存在多种利益冲突,协调和平衡这些利益冲突需要公法与私法的协同努力.私法应在公法框架下做出制度安排.私法固然要与公法相协调,但公法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是基于实现公共利益必不可少的原因,并且控制在最低的限度范围之内.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人权:义务论和目的论解释的冲突——评哈贝马斯对权利的义务论解释

自由主义者在强调权利绝对性的时候,按照目的论的思路来理解权利,使之成为人和人之间狼一样战争的权利。哈贝马斯赞同人的权利的绝对性,却反对把权利看作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最高价值,并对权利进行了义务论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权利只能因为权利的缘故,而绝不能因为利益的需要而受到限制,但是,权利的使用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受到道德的约束。     

浅论相邻权与地役权的关系

相邻权与地役权是具有各自独特内涵的两项权利,两者都是以调整不动产利用过程 中所产生的权利冲突为目的,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二者的关系都 存在争议。试从相关学术争议、历史渊源、发展趋势、各国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 剖析,明确相邻权与地役权的不同,进而建议在立法中将二者分别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