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艺伦理思想探析

儒家文艺精神不仅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格修养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儒家“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借鉴儒家的文艺伦理思想和实践手段来建立新的伦理学。     

谈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正> 文艺界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不少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科学”,是多年来文艺出现许多弊病的“根源”,现在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这一基本原则问题,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不能轻易地否定。我以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科学的、正确的理论,过去适用,现在也没有过时,革命文艺仍然要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

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这一修辞方式和传播策略突出表现为苏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等。作为“红军法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夯实了红军“宣传兵”、“宣传队”制度创新的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而且它以“党规”、“军规”、“法规”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成为苏区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开山的纲领”，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及法理基础。苏区文艺工作和文艺政策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审视的一个角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专门的论述,但在他们浩瀚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论及这一关系的内容极为丰富.综合起来,我觉得可以相对分为三个“关系”方面:(一)艺术家及其艺术生产与政治的一般联系;(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主要是作品内容)与政治的关系;(三)文艺作品的接受(鉴赏、评论、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

今年八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庐山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次讨论会是在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总口号之后举行的。到会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提出这一新口号以取代过去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同时,本着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精神,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意见分歧仍然是明显的,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继续研究和探讨力求得到正确的解释,取得统一的认识,这对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     

文艺与政治:为文艺正名

以往我们文艺理论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失误 ,不在于重视了这种关系 ,而在于歪曲了这种关系。新时期以来 ,“为文艺正名” ,逐渐纠正了以往的失误 ,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 ,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为文艺正名”并不是否认文艺与政治必然存在的关系 ,而是要纠正以往那种把文艺看作政治婢女的不恰当的关系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论析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伦理型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这一传统和特点，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宗法等级制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这种伦理型的政治模式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选择的过程。“德治”是这种伦理政治思想的外化，它以“君德”为前提，以德治、德教和仁政爱民为基本内容，以贤人政治为实施。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价值体系

依据法理学的概念范畴以及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特质加以推演,生成中国古代法律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这是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意在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虽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但作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同样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国古代法律内在的"仁、礼、法"的法理逻辑演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所反映的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施以逻辑证成,这是伦理价值体系的衍生理路。     

文艺与政治的基本关系

几十年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时被认定为领导我国整个文艺事业的总的口号。但是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对这个问题应当重新研究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单单是文艺的社会职能、社会作用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文艺的社会本质和特点、文艺与上层建筑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文艺     

文艺生态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评张教授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

虽然文艺生态学是近年刚兴起的一门文艺新学科,但在中国古代文艺论著和文学作品中,却有着极其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十分浓郁的生态情怀。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使古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密切,从而形成了“自然之道”、“天人合一”等哲学观念。不但这些哲学观念蕴含着十分深邃的生态思想,而且在此哲学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妙造自然”、“情景交融”等众多艺术审美理论命题及在这些理论命题影响下而产生的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都蕴含着十分浓郁的文艺生态思想。因为中国古人在考虑文学艺术问题时,总是以人为核心,高度…     

理性与现代派审丑文艺

理性与现代派文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回避的话题,似乎现代派文艺和审丑文艺只是非理性的产物.其实不然,正是理性的潜在作用才促成了现代艺术的反思和否定态势,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文艺来说,在解构了传统的伦理理性(实用理性)之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理性的重建,即以启蒙理性(包括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取代伦理理性,以填补理性真空;否则,没有理性支撑的中国文艺就将进入一个"虚"与"无"的混沌无序境地.     

中国古代文艺价值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解释框架

古代中国人关于文艺价值问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理论探讨倾向,即用各种结构形式来表述他们对文艺基本价值的看法.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艺价值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解释框架作了剖析,认为中国古代文艺价值结构的基本类型主要有并列型价值结构、等级型价值结构、层深型价值结构、有机型价值结构、主次型价值结构等;其解释框架主要有二元对立解释框架,生态式解释框架及体、相、用解释框架.古代文艺价值结构论的丰富与博大,对于我们探索中华文化的内核,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以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帮助.     

文艺价值论断想

文艺的自身价值,无疑是它赖以生存的依据。这自身价值的有无之争,似乎已经归结于历史。中国儒家警示的“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墨家担忧的“声乐害政”,可视为对文艺自身价值的某种否定,比照柏拉图乌托邦对诗人的严厉判决,导致了中西文艺负面价值的误断。文艺史实的恢宏演进,已经并且继续显示出文艺自身的实在价值,但不同价值论的论争,其激烈程度却较价值有无论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论文艺中的人道主义问题

风靡西方世界的人道主义,在我国文艺界的命运却是极其不幸的。如果我们公认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名言是文艺信条的话,那么,也就得承认人道主义在文艺中的地位。因此关于文艺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还有继续和深入的必要。“人道”,在中国古代与“天道”、“地道”相对立,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与“神道”相对立,都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自我肯定。不难发现,中西方关于“人道”的讨论,并非是在一个层面上展开的。“天道”、“地道”乃自然之道,它与“人道”的对立,是人与自     

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

“对话”是谈及柏拉图文论时永远避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灵活地运用于学术讨论。柏拉图文艺对话的成因与柏拉图本人在“对话”中缺席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浅层，又有深层，并且这种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论文艺:从文艺理论到文艺政策--兼论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邓小平对于文艺问题发表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邓小平论文艺实际上主要不是从一般文艺专门家的视角而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视角去看待和思考文艺问题的.这些从社会政治视角出发的文艺理论既有一般文艺理论的价值,而且还具有文艺政策的意义.这非但不会有损于邓小平论文艺的重要价值,恰恰深刻体现了邓小平论文艺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不仅邓小平论文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也大都具有类似的政策文本特征.因此,从文艺理论到文艺政策,其实是包括邓小平论文艺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社会政治视角论文艺的必然结果.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近代,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古且不论,就近代文艺运动而言,这种论争,不论属于人民内部的讨论,还是与敌对阶级之间的论战,都是有益的,有利于推动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正确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事业就蓬勃发展,发挥着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反之,党的文艺事业就遭受挫折,党的文艺队伍就蒙受摧残。     

论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思想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萧楚女的文艺思想不仅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维度,而且显示了知识与伦理相统一的社会学维度。萧楚女反对脱离社会的文学;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艺术和文化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辨证法。他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有利于我们厘清文艺与政治、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从立场到方法:文艺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新时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所形成的“去政治化”理论“共识”,并未能为评价和指引中国文艺实践和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理想图景。对“政治”概念的窄化认知偏见和“原罪”历史记忆,对文学本体阐释的日趋虚幻化和抽象化,正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桎梏。当文艺理论已进入较为常态的生存环境以及文艺实践要求理论回答时代问题的今天,应该对二者关系的言说范式做“历史化”与“问题化”的再思考,进而寻求重建文艺政治维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