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族叙事中的女性群像概观--家族文化视界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家族叙事研究系列之二

从家族文化视界来看,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家族叙事中,塑造了异彩纷呈的女性群像,她们作为传统家族文化的践行者、牺牲者和畸变者,在爱情、婚姻、家庭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趋同的悲剧性命运;而作为传统家族文化的反叛者,其理性觉醒及觉醒后的道路选择,则是最富于精神光彩和价值意义的.     

女性主义视域下唐传奇女性形象再考察

女性人格独立和两性和谐,一直是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唐代以“包容乃大”的时代精神,孕育出了散发着独特光彩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还是市井生活中的女性,她们大胆追求自由爱情;敢于对强权制度反抗和追求平等的声音;肯定、施展自身的才能,都展现出女性独立人格觉醒的意味。并且,在男女两性肉体和精神的触碰、交流中,展现了融洽、和谐的两性关系。从而以超时空的姿态契合了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我们在肯定唐传奇中女性人格独立、两性关系和谐的同时,也要看到,受时代和女性自身认知水平的制约,她们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追求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和谐,尚未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自由女性主义法学的平等观

近代西方法学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之际,受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思量和顾及两性在实现平等时存在的落差。自由女性主义法学铺陈出主流平等观存在的性别盲视缺陷,通过主张女性也属于"个体"概念中的一部分和矫正带有性别歧视的法律这两个重要的实现途径。自由女性主义法学的平等观改善了女性的参政权、就业权、教育权、夫妻身份权和监护权;但难免存在由于过于强调两性相似面和形式平等而导致忽视两性差异和忽视实质平等的缺漏。在我国女性法律地位仍低落不高、性别就业歧视仍盛行不减的当今,自由女性主义平等观之得失无疑可以成为纠偏之良鉴。     

奋争轨迹:争得做人的权利和地位——探析娜司泰谢、娜拉、简·爱三女性的觉醒

娜司泰谢、娜拉、简·爱三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她们对社会观念、传统习俗的反叛，对人格尊严、个体生存价值、自由平等的人的权利的追求。她们的思想行为勾勒出了一条女性为获得做人的权利和地位表现出的渐次向更高精神层面追求与发展的奋争轨迹     

女性爱情婚姻心理的深度艺术表现——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比较研究

一婚姻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而要把这个主题表现得具有鲜明特色 ,作家对女性婚姻爱情心理的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至关重要 ,然后再通过艺术形象生动表现出来。在这方面 ,张爱玲和玛格丽特·米切尔无疑是两位杰出的代表 ,她们虽然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作品却有某些惊人的相似。《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 ,《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唯一一部作品。两部作品都写婚姻爱情。两部小说的爱情婚姻不是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那一种 ,而是现实的和功利的。情感婚姻一旦与功利连在一起 ,就无所谓真正的爱情。白流苏与斯佳丽的爱情婚姻悲剧…     

简·奥斯汀作品中圆形人物的形象比较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和《爱玛》这两部作品中描写了两位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爱玛,她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圆形人物的特点。奥斯汀以细腻的女性视角,圆润、幽默、敏锐的笔锋,塑造了两位可爱又迷人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以其女性的人格独立和平等意识以及在爱情和婚姻中潜在的道德力量受到推崇,倍受读者的喜爱。在伊丽莎白和爱玛身上可以窥探出作家本人的潜在思想和文化取向,展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意义和时代文化价值。     

论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李昂

李昂的作品是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她文笔犀利,目光敏锐,理性训练充分,行文切中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女性,她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身性别的反思、自省和潜力的挖掘;作为作家,她积极参与人类精神事业的探索,关注文明变迁中人的存在境况。李昂的女性写作始终存在一种理性的自觉,相比之下,其他作家的女性主义创作总让人感到她们的抒写与她们的人生是同构的,她们笔下的人物与她们本人有着不期然的同样的命运。李昂对女性问题的描写与前辈女作家的差异还表现在,她除了关切女性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婚姻爱情方面的遭遇外,更注重揭示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女性对“性”的认知、压抑、沉沦与抗争。因此,李昂也成为极富争议的女作家。     

浅析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自梳女的婚姻观

自梳女是生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没有婚姻生活的特殊女性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婚姻观念.也正是在她们朦胧的自主观念、极端的贞操观念和特殊的家庭观念影响下,使得这群女性选择了不要婚姻的生活.但由于自梳女群体的复杂性,故而又衍生出一些变异的婚姻现象.     

朱淑真、许兰雪轩诗词比较

中国宋代的朱淑真和朝鲜宣祖时期的许兰雪轩是两位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她们的诗词都表现出诗人对爱情的大胆向往和追求、婚姻不幸的离愁凄怨、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及对民生疾苦的关怀等共同点。但对理想追求的差异却又使她们的作品在表达方式和表现风格上各具特色。     

《神州集》对中国女性的再审视

庞德通过对费诺罗莎手稿的选译、节译和改译,编成了《神州集》。在这本诗集中,女性有着重要地位,她们不仅表现了中国女性的特点,还暗示出中国男性的形象。这些女性或堕落或充满肉欲或是纯美形象,她们背后的男性或堕落或性冷淡或不能欣赏美。这种定型的中国男女形象实际上是东方主义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文学上服务了西方对中国的征服行为。     

情爱主题与女性意识的流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对情爱主题的抒写,凸显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变化过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情爱母题是以“爱的解放”的姿态出现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情爱母题则主要是以女性在爱情与事业、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中的困惑与迷惘为中心,潜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张扬女性的个体意识。     

身份、情感与两性关系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美女性话剧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的女性剧作家大多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进行创作,她们以女性问题为载体,以家庭作为剧本的基本框架,聚焦现代女性的生活,表达女性的欲望和诉求。中美女性话剧中所表现的女性问题,折射了当今社会在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当代女性正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在事业和家庭、伦理与情感矛盾冲突时的痛苦和选择。     

现代女性心理探秘

女性愿意平等地礼尚往来 真正珍惜爱情的女性,一般对贵重的礼物持审慎态度,因为一件贵重的礼物会让她想到,这个男人是在试图收买她的感情,将她看成是奇货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恰当的、量力的、显示关注和体贴的礼物,反倒能使女性感到温馨,没有沉重感.总之,保持与人平等的交流是显示她们自身尊贵的方式.     

论《红楼梦》对《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牡丹亭》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爱情,而《红楼梦》不仅仅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更表现在对女性自身美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肯定;在女性抗争意识方面,《红楼梦》中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与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反抗;在性与爱方面,《牡丹亭》表现了杜丽娘强烈的性爱追求,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而《红楼梦》中的性与爱观念更为进步,表现为性爱双方相互尊重,彼此肯定对方的人格价值和尊严,向往共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性爱关系,同时也表达了“重情抑欲”的可贵的性爱观。     

城市女性的休闲质量

不同就业状况和经济实力影响着女性的休闲偏好,而这种偏好又决定着女性休闲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她们对休闲资源的使用频率等休闲质量指标的高低。这种源自生活境遇的休闲差距应该在不断促进两性平等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用提倡差异化休闲的方式加以改善。     

清代福建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交易

把两性婚姻结合当作社会地位和钱物买卖的交易 ,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究其原因 ,除了男嗣传宗和重男轻女的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等原因外 ,广大农村的贫困化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本文通过对近年搜集的若干珍贵的有关女性交易的契约文书及相关资料的分析 ,揭示了清代以来福建民间女性交易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伦理观念所限定。要彻底改变妇女地位 ,建立一个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婚姻制度 ,应当努力改变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创业史》中改霞形象分析——兼论梁生宝的人性缺失

作为《创业史》中的女性形象，改霞勇敢解除包办婚姻，大胆追求理想对象，拒绝传统家庭模式，理智地放弃美好初恋，选择通过事业实现自我价值，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自主意识；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把为党工作看得高于一切，偏执地认定爱情会影响事业，暴露了人性的缺失。     

可贵的现场反思——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文学中的“革命婚恋”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已有一批先行者开始了对革命婚恋的文学反思。这些小说对婚恋中不平等、不自主现象的批判,对因婚姻带来的革命理想与生活琐屑冲突纠缠的展示,显示出作家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生活中某些现象的深入思考。当众多的人们沉浸在革命圣地的光辉和革命婚姻的浪漫中时,这份当局者的冷静和清醒尤为可贵。     

试析《金色笔记》中矛盾的女性性伦理观

从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入手,对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进行分析,提出性伦理观的概念,并据此指出该小说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自由女性”在性伦理观上表现出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们遵从自己的本能冲动,在不断地满足自己的本能冲动中追求人格的独立并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她们又在苦苦求索一种灵魂与肉体的契合、性与爱和婚姻的合奏。同时,《金色笔记》在女性性伦理观上表现出的矛盾性,赋予了该作品另一番魅力。     

论台湾新闺阁文学对婚姻自主的诉求

台湾女性文学中的闺阁话语 ,是历史、性别政治的产物 ,也是文学的现实。它从一开始就极力避免女性主体边缘化的走势 ,拒绝阳性书写的价值指导 ,拒绝向父权文化的文学观念屈服 ,坚持把女性自身的真实命运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 ,较为充分地展示出在两性婚姻关系中男性的霸权地位 ,揭露了封建婚姻戒律对女性身心的无情摧残及对女性自我的全面否定 ,凸显出女性争取婚姻自主的必要性、合理性与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