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

近年来,新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程度低,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将会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东亚经济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

二战后东亚经济体制经历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东亚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是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果。本文考察了东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特点,形成颇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导向型的国家干预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更有效率。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塑造了微观市场主体,也为工业化的重大进展提供了市场制度保障,从而使东亚经济快速成长并跻身新兴工业化行列。     

论宽容的政治价值与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的调适

宽容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治理规则;它的政治价值体现为保障权利的法治结构、多元共处的社会秩序、谋求共识的政治程序.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况,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文化调适,有必要考虑以宽容为价值取向,构建"和而不同"的体系文化,维护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系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尊重规则的行为文化;营造以关注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互惠共享为取向的政策文化,实现并保持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和谐.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关系与东亚一体化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存在着战略性张力,如何将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统一到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就成为重大战略议题,既要强调国家主义在东亚一体化中的基础地位和全球主义为东亚一体化提供的巨大契机,也要突出地区主义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功能.深入分析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应树立以富民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战略,以参与、分享为目标的全球主义战略以及以主导国际制度为目标的地区主义战略.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亚经济区域化是东亚地区主义典型代表,我们要重视东亚经济区域化在东亚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社会政策扩散机制与东亚社会救助改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种社会政策模式或一国的社会政策措施能够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并应用,即社会政策可以扩散到其他国家。通过从社会政策扩散机制的角度,分析日本、韩国与中国的社会救助改革,可以发现三国的社会救助改革分别属于各不相同的扩散机制类型,东亚社会救助改革是观察与理解社会政策扩散机制的绝佳视角。     

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正>政治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离不开它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基础。不仅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     

东亚地区主义与美国东亚霸权

东亚地区合作的思想由来已久,并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但东亚地区真正起步还是在冷战以后。这个过程与美国东亚霸权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东亚地区合作只是美国东亚霸权的附属产品。但美国东亚霸权目标和手段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两面性。东亚地区正是充分利用这个两面性,促进了本地区的合作与整合,形成了一股具有内生变量的,不以美国东亚霸权志趣为转移的力量或态势。但随着东亚地区实力的上升和进一步整合,美国这种内在矛盾性将进一步凸现。未来如何化解美国东亚霸权和东亚地区发展这种矛盾成为目前非常紧迫的课题。     

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同步性

在社会里，经济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该统一体在历史展开过程虽然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矛盾性，但不能因此作为两者发展非同步的根据。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谓“先后论”、“对立论”和“自然论”的片面性，就在于对经济与文化两者的本来关系作了不恰当的分析和评判。     

经济文化、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其根源在于企业没有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来对待.在经济文化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到追求社会责任转变的过程中,只有以强化社会治理为重点,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单纯以经济总量增长为特征的传统经济文化,加强经济文化的时代性与制度化建设,妥善处理企业、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才能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后现代文化与宽容

后现代所倡导的是一种宽容的文化,但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把宽容推向了放任的边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修正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解构倾向的基础上,指出宽容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不同话语间的沟通,继而实现自我超越,而非自我放逐.     

文化变迁、制度演进与改革和发展——制度与文化变迁视角的社会发展机制和改革发展比较分析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机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文化可以影响对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反过来又改变或强化人们的文化理念,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关键要素,进一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内敛性和趋同性,初始文化和制度背景对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有显著的内敛作用,而最终所有文化和制度又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是为什么富国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几乎都一样,而穷国则各有各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原因;在走向发达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假借某些理念对进步的促进作用而整体上复兴。中国当前从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转变反映了这种文化和制度变迁的进程。     

后现代文化与宽容

后现代所倡导的是一种宽容的文化,但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把宽容推向了放任的边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修正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解构倾向的基础上,指出宽容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不同话语间的沟通,继而实现自我超越,而非自我放逐。     

关于东亚法文化的视点与课题

今日世界虽然出现国民国家危机，但不能接受无论什么民族与社会均经过相同发展过程的西方普遍历史观及其人权论；应以跨文化视野建立以儒教及汉字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法文化。     

社会改革与文化攻坚

任何社会改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社会改革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调适和创新过程。社会改革越深刻,其内含的文化改造或更新往往也越彻底。反之就会缩减改革中文化进步的实效。因此,随着社会改革的延伸或拓展,文化攻坚...     

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中,人们在精神层面有了更多需求,开始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群众文化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优秀的群众文化课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群众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从群众文化内涵与意义入手,深入了解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非对称伦理学与世界公民主义宽容悖论

宽容经常被视为现代自由社会和普遍的世界公民主义的道德—法律秩序中的基本美德。它的反面是那些依据种族、信仰、性别等特殊品质界定个人根本身份并以此排斥他人的共同体。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把宽容阐释为独立于某种关于善和美好生活的具体理解的正义概念的一部分。宽容意味着支持多元化的生活道路,只要这些生活道路不妨碍公正地对待他人。尽管宽容被设想为公正的一种内在力量,许多思想家批判了潜在的不宽容和宽容的意识形态功能,即所谓的"压制性的宽容"。法兰克福学派把宽容的压制性方面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组成部分,就其不同方面进行了批判。列维纳斯和德里达检查了宽容的悖论与限度。非对称伦理学思想家对宽容的无差异性进行了批判,与之对比的是自我和他人在慷慨和好客中表现出的非对称性的伦理境遇。诸种观点提示了如下问题:宽容是公正社会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美德吗?或者宽容使对待他人的无差异性恒常化并为支配和剥削他人提供潜在的伪装?因此,探索自由主义宽容概念及新自由主义宽容概念中的悖论,并尝试在意识形态和权利批判的语境下,就关于他人的非对称伦理学对宽容进行再思考。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价值理性与发展主义的归位

本文从价值理性的维度审视发展主义,并考量和分析了传统发展理念所倡扬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认为:技术发展主义、经济增长论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位主义都有其局限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只囿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向。     

文化与社会发展

文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和制度的发展?文化价值观与发展具有怎样的同构关系?本文以亨廷顿和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为例,比较马克斯·韦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有关思想,阐明工具理性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是过剩而是依然有待启蒙。而且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价值理性的黄金时代可以缅怀流连。故多视角深入探究文化价值观对进步和发展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