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遗嘱形式将财产遗赠给非法同居者的效力——兼评黄永彬遗赠案、熊毅武遗赠案

根据我国继承法理论对黄永彬、熊毅武遗赠案进行了剖析,得出结论非法同居行为和遗赠行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遗赠行为的效力只能依其自身的内容进行判断,而不应受制于其他行为.非法同居行为是一事实行为,立遗嘱将遗产遗赠给非法同居者的行为属法律行为.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对象是法律行为,而不是一切行为.在此问题上,应借鉴德国法院将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进行剥离的做法.     

利益衡量:作为民事立法的方法论选择

利益衡量是民事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开放性特征是其完善发展的源泉所在。本文从利益衡量的概念重构入手,指出利益衡量兼具立法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双重性质,在立法领域有广泛的作用空间,应将其拓展至立法方法论领域。为避免纯粹的主观因素影响法律判断妥当性的形成,作为立法方法的利益衡量应构建由"利益位阶"标准、"成本—收益"经济分析标准、社会伦理因素为内容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客观判断相结合的标准框架,并通过确认现有利益、宣告自主权利、对权利设立限制、设置抗辩权等方式得以实现。     

论遗赠的效力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9条产生的遗赠发生债权效力还是物权效力的争论旷日持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取消了对遗赠效力的明文规定,将该问题委诸学理.债权效力论错误地在遗赠效力与一般物权变动模式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物权效力论则无法解释以种类物、未来物、他人物为标的的遗赠其效力如何等问题.为尊重遗赠人的意思自治,承...     

公序良俗原则在遗赠中法律问题之研究

现实中存在着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遗赠行为。公序良俗原则作为一个抽象的民法原则,在遗赠案件中,由于司法审判缺少具体明确的法律判断和适用标准,经常会出现某一类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着相反判决的情形。德国审判与性有关的违反公序良俗案件的理论与实践值得借鉴,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在遗赠案件中应该结合法律的刚性和道德的柔性,采用综合判定的审判标准。     

论遗嘱的法律效力——兼评熊毅武遗赠案

依据我国继承法理论对熊毅武遗赠案进行剖析 ,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依法处分其个人合法财产 (死后成为遗产 ) ;遗嘱处分了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财产的部分无效 ;遗嘱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应继份额的部分无效。     

试论诠释学视域中利益衡量的法律方法

利益衡量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应当实现方法论的转化。法律适用本质上是诠释文本的过程。在诠释学的视域下,利益衡量的基本方法首先是通过调适规范与事实,进而贯通二者;其次是利益衡量也可以通过比较当下的案件事实与法律毫无疑问所拟规整的典型事实,以确定二者是否属于同一“类型”。     

论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方法是法官审判实践中的重要方法,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完备,都有利益衡量的空间。从法治的沟架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必须符合公平原则。但在个案中,利益衡量是不可能有具体的标准和具有操作性的方法的,它取决于法官的个人背景和现实情况。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法官的利益衡量,很容易带上不公正的痕迹。     

农村房屋征收中的利益衡量

农村房屋因不能自由流转而被视为小产权房,其中暗含了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热衷于征收、开发农民的房屋,对于增值的利益,二者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益,也有农民因占有超面积的宅基地而获得超额补偿,但更多的是农民集体与多数农民利益的受损。因此,如何公平地衡量与分配宅基地的增值利益确实引人深思。     

论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司法审判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利益衡量只能在法律适用出现危机时采用.法官对个案冲突进行利益衡量时,必须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而且价值判断的标准须由合议确认.法官作利益衡量时必须注意行为的节制性、妥当性、现实性和统一性.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创造判例十分必要.利益衡量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利益不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

利益不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而只是阶级道德的基础。道德从属于利益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这一规律正是要把道德从利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道德首先要立足于每个人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致力于营造一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道德氛围和时代风尚     

新时期我国利益整合的途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是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和矛盾化的时期。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阶层、利益群体、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利益整合机制,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利益衡量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伴随着加藤一郎的<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被译介到中国,利益衡量成了我国法学研究中频频出现的词汇,大量与之相关的知识产品被产出.然而,在这虚假繁荣的背后,却是学界对这一理论因第一手资料的欠缺所导致的对何为利益衡量论、如何进行利益衡量等基本问题的大量误解.     

刑事难办案件中的利益衡量

对刑事难办案件中的利益衡量进行必要的限制,适用案件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益衡量要具有针对性;不能在法律之外进行解释,法官应考虑法律的安定性;限制和规避司法的抑制社会效果的消极作用,注重其客观性。     

利益与民族的关系透视

利益与民族具有天然的联系,利益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利益是民族形成的驱动力,没有利益的因素,民族作为一种集团不可能产生;其次,利益推动着民族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含有利益的内容.民族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反作用.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实现的工具;利益的实现是民族认同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利益衡量:行政补偿的制度功能

公共利益的引入使财产权具有了社会性,它为公用征收权力的存在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使之成为一项普遍的宪法制度和政治实践。财产权神圣观念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财产权任意地施加限制与剥夺,只是在承袭近代财产权保障制度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征收补偿制度的建立才具有了客观依据。事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价值判断的做出只有建立在对二者公平衡量的基础上,方能真正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就是该大背景下的关键一环。     

论“社会人”利益伦理与现代法律精神的正相关

利益伦理主要在于揭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无法准确把握利益伦理之要义。既关注个人利益追求又注重社会道德、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的"社会人"利益伦理与现代法律精神契合支撑,为建立完善的利益创造、分配、调整与矛盾化解体系提供了有益的价值指标。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司法解释是否合法,司法解释是否属于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制定、修改、废止程序不明确。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司法机关不合适的充当了利益衡量的决策者,而在决策过程中未做好对短期利益与长效利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利益衡量。可以通过由立法机关提高清理司法解释的频率、将判例制度引入司法解释、以及加强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构建等方法对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来加以完善。     

保险中的法律利益原则与经济利益原则

保险中的利益原则是现代保险业的基本原则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和保险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保险中利益原则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法律利益原则与经济利益原则孰优孰劣,一直是保险学领域广泛争议的问题。我国在保险法中应逐渐改变保险中的法律利益原则,采取保险中的经济利益原则。     

关于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所以,认定行贿罪要求主体主观上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方可成立。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的外延不易过宽,只要国家明令禁止获取的利益才是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不正当利益”等同与“非法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