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认识深化的准确表述——关于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删去“建设有”三字的思考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的"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改动是我党对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认识深化在宪法中的准确表述,标志着一种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浅论费孝通的乡土工业思想及其发展

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改变农村落后状态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农村崩溃的危机,费老在田野调查中形成了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农村改良思想,其核心是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这一思想被实践证明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费孝通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与小城镇、区域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对小城镇和区域发展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清初思想家唐甄"富民"说考略

唐甄是清初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富民"观,尤为学者津津乐道.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少学者认为他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甚或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对此,笔者提出了异议,通过对其"富民"观的考释,认为唐甄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行动与历史:吴文藻与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的间距

针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一较具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回到吴文藻与费孝通两位跨代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两人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质上的区别:吴文藻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所持的是以"行动"为取向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则一直践行着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而与吴文藻研究所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也可以有历史维度,特别是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中愈加突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两人虽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存在着间距,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均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即中国社会学在坚持一贯的"行动"取向之外,"历史"维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将丰富和确证中国社会学的"自性".     

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党的富民思想

民富国强,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完全可以这样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富民工程。因此,人民群众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亲切地称之为"富民思想"、"富民政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富国强"的理念,坚持"富民为先",表明了我们党的执致理念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是新时期党的富民思想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跨越"理论,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一种辩证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论.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赋予"中国特色".实践反复证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牢记费老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沉痛悼念费孝通主席

费孝通先生在民盟工作中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对费孝通先生在民盟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认为费老做好民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费老领导民盟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费老在民盟工作中的民主观念是:双轨政治;费老加强民盟发展的思想是: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思想、组织、机关、民主建设等方面.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张岱年先生的人格和治学精神

张岱年学术生涯八十年,可分三个阶段,其特点可用"纲"--"微"--"新"--"全"四字概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所出<中国哲学发微>,是张先生沉寂20年"复出"后的代表作.张先生一生坚持辩证唯物论和社会主义,其精神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禅而无禅便是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哲学解读

在<论语>与<心经>的张力中,酝酿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儒家精神".因此,与其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文化,毋宁说是一种"儒释互补"的文化更为符合事实."儒释"之间怎么能够"互补"呢?这就需要从<心经>的哲学解读开始.本文就是对此的一次尝试.     

锺惺《诗》学略论

锺惺是晚明<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家".他提出了"<诗>活物说"的理论,并以此为导向,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了别开生面的评点,在<诗>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     

邓小平“富民”思想与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构建

富民是一个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全面把握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基础上,科学认识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富民"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无裨益。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中国古代“富民”理想流产的法律原因——以中国古代家族财产共有制为例

“富民”理想在我国古已有之,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奉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强化等级秩序,剥夺卑幼行使财产处分权,否定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妨碍土地的自由买卖,抑制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最终没能使中国走上“富民”的道路。     

"文化暴徒"与"爱心慈父"——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解读亨利·米勒

亨利·米勒是备受争议的美国当代作家.他在绝大多数作品中向人们展示的都是他的一个侧面铁齿铜牙的"文化暴徒".但在<大瑟尔>中,他却让读者看到了他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爱心慈父".从"文化暴徒"和"爱心慈父"两个不同的侧面解读亨利·米勒会使人们对这位文学巨匠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     

从“历史社会学”到“问题与主义”

通过对二战后,再次兴起于西方的社会学分支--历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研讨了西方学术界,把思想探索和学理研究,现实和书本相结合的治学传统和努力.同时,也由此启发,展开了对当今中国理论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上,"问题与主义"这两种取向的检讨.通过对以顾准、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历史实践的考察,和对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已要求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做更多的思想突破与创新,做更多"主义"取向的问题研究.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与诗词关系考论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在经济政治"新变"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这一阶层的某些属性决定了富民必然有诗词消费需求。富民阶层的精神需求与群体心态,对诗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满足富民阶层需要而写作的诗词,随之具有了某些较为固定的艺术特征。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同文同词不同趣--《少年中国说》两"乳虎"异解

本文对梁启超的散文名篇<少年中国说>中所使用的"乳虎"一词进行辨析.认为"乳虎1"与"乳虎2"两者意义不同,前者为"初生的或幼小的虎",后者则应释为"哺乳期的母虎".这一理解不仅是两词意思的不同,更对<少年中国说>全文的意境作了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