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平万的生平和创作

戴平万是“左联”时期一位有过一定影响的广东籍作家。“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饯杏邨(阿英)、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年以后,他主要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创作较少,但也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教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恐怕就要算左联了。左联成立之后,就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左联执委会认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①因此．几乎与左联成立同时,左翼作家就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此后,又曾展开过第二次讨论。这是因为“大众化”与左联成立的目的,左联认为的艺术方向、服务对象等是紧密联系在一…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左联”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共产党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由第三国际倡导并成立国际性的作家团体,促使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指导系统。而中国本身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星星之火,鲁迅和茅盾在这个组织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以后,“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已经中断,交流和指导非常困难,但有文献材料证明,这时“左联”和国际的联系改为由“文总”出面。总之,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代 ,是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时代 ,《尚书》中说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可知 ,那时候的诗歌与音乐几乎不分 ,正所谓“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由此而言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以往我们对这一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 ,简单讲两点看法。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 ,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 :“《风》 ,风 (讽 )…     

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

人们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结构,常一言以蔽之曰:情景交融。而我则认为,情景交融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理想范式。如果我们从诗歌创作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中情(意识)与景(物象)的结构方式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范型:(1)物感型,以《选》诗(即八代之诗)为典范;(2)直觉型,以唐诗为典范;(3)内省型,以宋诗为典范。宋代以后的诗坛有学《选》、学唐、学宋的各色流派,不仅说明“选体”、“唐音”、“宋调”这三个概念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内在美学结构,而且也说明它们作为诗歌的审美范型已为后人所认可。王昌龄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约略从主客体关系涉及到诗的几种审美范型,启示我们从心与物的二元关系上来探讨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嬗递演变规律。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     

简论胡应麟《诗薮》的诗歌理论

胡应(?)《诗薮》的诗歌理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一、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诗薮》关于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表现于诗歌兴衰同时代的关系、诗歌本身的自觉过程两个方面。注重文学及文学理论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是中国文论的传统特点。刘勰早就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①     

《诗经》后期诗歌衰落的原因分析

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从有诗可载的西周初年至今约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诗经》既是中国诗歌滥觞时期的诗歌集合,又是第一个繁荣阶段的表征。一般认为,《诗经》收入的作品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一段时期产生的,但《诗经》的最后编定成书“应该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①。五言诗的出现大约在东汉中后期。我在这里论述的《诗经》后期,即是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春秋中叶稍前）至公元后二、三世纪间（东汉中后期）八百余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段内,中国诗歌发展出现了一个大衰落阶段。也正是这个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     

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前后史料散记——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左联”在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配合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斗争中,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是最早成立“左联”的基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后,同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也成立了北方“左联”,以后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济南、武汉、安徽以及日本的东京,也都建立了“左联”的组织,有的称分盟,有的称支部或小组。     

中国诗歌学上的第一座丰碑——评钟嵘的诗歌理论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学专著,也是我国诗学史上第一座丰碑。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这评价极为恰当。从表层看,《诗品》论述诗歌的基本观点是零乱的,但如果深入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它含着相当完整的诗论体系。这个体系概而言之就是:以“吟咏情性”为核心,以生活感受为基础。以赋比兴为手段。以“风力”、“丹采”的高度统一为准     

谢灵运诗歌艺术初探

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一个重要开创者。对于他的诗歌,前人有不少评述。钟嵘说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诗品》)。胡应麟说,“康乐清而丽”(《诗薮》外编卷四)。钟惺也说:“灵运以丽情密藻,发胸中奇秀,有骨,有韵,有色,有香。”(《古诗归》卷十一)这些评述都谈到了谢灵运诗歌的新和丽的特色。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语》的诗歌功能论

《论语》中的诗歌功能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此文试图从当代美学视野出发,集中对“兴、观、群、怨”和“无以言”进行再阐释。认为:“诗兴”有三种功能,“诗观”有四种方式,“诗群”指公共性交流,“诗怨”以刺穿社会平衡和建立个体心理平衡来医治社会和个体,“无以言”则揭示了诗语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论语》中的论述,已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功能论系统。     

文学巨匠(下)——茅盾的成功之路

不朽的里程碑经历了“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的失败,一直到“左联”成立前夕,茅盾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陆续写了《豹子头林冲》、《大泽乡》、《石碣》等三个历史题材的短篇和《路》、《三人行》两个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缜密的、长期的观察,终于在     

杜牧和他的诗歌

杜牧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古文家,他的诗歌风华流美、“雄姿英发”,(见《艺概》)在绮靡华丽、颓废感伤的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如胡震亨说:“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持拗峭。”(《唐音癸签》)《陈氏书录》谓:“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为什么在日暮途穷的晚唐会出现杜牧那样俊迈雄健的诗歌?这个问题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进行探讨。远大的政治理想在没落时代无法实现的苦闷激发了杜牧的慷慨不平之气,而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则显示了他以传统的表现方法力矫时弊的努力。这就是杜牧成为晚唐翘楚的基本原因。     

二十世纪初我国诗歌、戏剧述评

诗歌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诗歌上是有一定成就的。他们以此作为宣传革命的利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南社诗人和秋瑾、章炳麟的诗歌活动上。1909年11月13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在苏州虎丘“张公祠”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张公祠”是为纪念明末起兵抗清的民族英雄张东阳(国维)而修建的。南社选在这里开成立会,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参加南社成立会的十七人中,同盟会员就有十四位。柳亚子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     

名词句与诗歌意境的创造

本文所说的名词句,是指严格语法意义上的名词句,即由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词的短语所构成的非主谓句。在我国古典诗歌创作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名词句的存在,并且还可以看到,名词句一旦出现,诗歌中往往会形成某种意境。例如:“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况周颐《蕙风词话》认为该诗句创造了“穆之一境”。又如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气势博大,意境苍凉沉郁”意境的形成,与名词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具有极大的关系。名词句为什么能有效地创造出诗歌的意境呢?我们需要先了解诗歌意境形成的基本条件。在意境的形成中,形象是基…     

李大钊诗歌略论

<正> 李大钊的诗歌是他生命的火花,也是他那个时代生活的闪光。和他“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的雄文一样,它们同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诗歌现存二十七首。其中旧体诗十九首,白话新诗八首。旧体诗以写于一九○八年的《登楼杂感》二首为作者留下来的最早诗作。写于一九一七年八月的《复辟变后寄友人》一诗则为晚出;《登楼杂感》、《哭蒋卫平》、《岁晚寄友》和《吊圆明园故址》等十二首发表于《言治》月刊,《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前意未尽更赋一律》和《复辟变后寄友人》等六首刊于《言治季刊》。写于一九一八年夏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的白话新诗,大多发表于《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上。这些诗篇无论旧体或新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很值得我们珍视、研讨、借鉴与发扬。李大钊诗歌最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第一是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早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时期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反帝爱国志士。他将自己学习的小楼题名为《筑声剑影楼》,借高渐离击筑的英雄事迹表达自己反帝反清的爱国决心与愿望。他在《登楼杂感》二首中写道:     

当代诗歌与传奇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古代,名间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越是古远,诗歌要素中的神话比重越大,传奇性也就越强,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的《诗经》中,就大量载有“是矣上帝”、“后稷肇祀”之类关于先祖创世的神话传说。《楚辞》也是“奇文郁起”,展示的大多是诗人幻思中的神话世界,“惊采绝艳”,令人目不暇接。汉代以后,以汉乐府为先导,产生出一种“游仙诗”,一直为历代诗人所效仿,至今仍在锦延。唐代以后,“传奇”一词虽为小说、杂剧等所专有,但其作为一种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手法,已被一代一代诗人承继下来,并且继续在当代诗歌中焕发出艺术光彩。当代诗歌中所承纳的传奇性与古代诗歌的神话要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已完全摆脱了对神灵及神化英雄的崇奉心理,转而立足于诗美创造和情感表达。当代诗歌与传奇的密切关系,大体表现在题材与手法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