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军长征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曾作过形象而生动的论述。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一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全面的和深刻的,并因而一直为我国史学界所长期引用。然而,红军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其意义是否就     

近年来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进展

作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战史的一个专题,红军长征史的研究近几年来取得的进展很大,成果汲为丰硕。1986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这一年出现了长征史研究的高潮。继后的1987年中,仍不断有长征曳的专著,资料出版。诸如:《三军大会师》二册,《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郑广瑾、方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长征史专著),曾志主编的《长征女战士》第二卷,《红军长征在怀化》等。论文发表更在百篇以上,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前一年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 近年来红军长征史的论著涉及范围颇广。对其中继续阐发的重要观点和新提出的见解作一综述,亦能窥视出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概貌。     

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举行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改向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大的事件,成为我军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开始。过去,人们误以为这个战略转变是在通道决定的。有的党史研究文章就误把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年》一文中所说的“飞行会议”①(以下简称飞行会议)当作通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简介

为配合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学习,适应党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需要,《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与贵州省博物馆根据我省历年来调查、搜集的大量资料,共同编选了一本《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这本资料集约六十余万字,按资料性质分为“红军文献”、“历史回顾”、“故伪资料”、“其它”等四个部分。“红军文献”收录了中央红军自通道转兵入黔到四渡赤水后赴滇这段时间的部分文件、电令、布告等文献;“历史回顾”收录了参加长征的部分老同志的有关回忆录、日记和我省的调查访问材料,以及陈云、肖华等同志就红军长征在贵州的一些问题的复信等,还附录了原敌方将领的回忆录十一篇;“敌伪资料”收录     

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青海再探

<正> 《西北史地》1984年第三期所载拙作《红二方面军属部长征经过青海初探》,对红二方面军经过青海的行程路线、时间、目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该文依据张子意的《长征日记》,着重指出了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目的是筹粮,至今看来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文章认为红军长征进入青海的只是二方面军“属部”(即红六军、三     

遵义会议后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区创建并留下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保护了红军长征在云贵川三省人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而他们血战到底、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去克服困难。今天,在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的同时,回顾这一段川黔滇边区的游击斗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二月八日,扎西会议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里进一步说明,“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扩大红军,发展与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创造新苏区。二月十六日发表     

红二十五军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称作“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①，翻开这部史诗，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二十五军在这壮阔史诗中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整整10个月中，这支不足3000人的队伍，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独立完成了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还对主力红军的长征起了巨大作用，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与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又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对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红二十五军的长…     

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关于红军长征前和长征中是否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问题,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但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却并不知晓,这主要与陕北苏区形成的时间有关;第二,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湘西—川黔边—川黔滇边—川西—川陕甘—陕北”,笔者认为红军战略方针经历了“湘西—川黔边—四川—川陕甘—陕北”的转变,除此之外常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只是一些策略方针。     

论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中国工农红军的各路军队为冲破敌人“围剿”,自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先后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现为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的索尔兹伯里在考察了红军长征史实之后,说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从红军一九     

茅盾在延安

早在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后,茅盾就曾和鲁迅在一起,给党中央拍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希望和信赖。事情过了五年,到了一九四○年,茅盾才有机会亲身到革命的圣地延安去了。关于这件事,最早见于文字材料的是在《文艺阵地》四卷十二期(1940年4月16日出版)上发表的消息:     

《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

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第一则长征报道,这则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都要早。两年的时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以多角度、多体裁的形式再现了一幅立体、动态的长征图景。《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有效地建构了红军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宣传"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并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许多同志认为只有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等三十名左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通常人们所说的参加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只包括了参加一方面军进行长征的女红军,而未包括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据《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一书记载,参加二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至少有18名。她们是:李贞、戚元德、阵宗英、蹇先任、     

关于红军攻占遵义时间的考析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过去对红军攻占遵义的时间,说法颇不一致。现就已掌握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考析。关于红军攻占遵义的时间,过去有一月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及十三日等几种说法,较一致的意见是一月七日,主要根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八日行动的部署给林聂彭杨董李罗蔡陈刘刘陈的电报。电报记载:“我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趁胜追击中……”并认为一军团二师就是占领遵义的先头部队。同时,在敌伪资料中也有反映: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在一月十七日密报中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薛岳在《剿匪记实》一书中也说:“……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     

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研究状况综述

<正>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2月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中国工农红军将士“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文中所说的11个省是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由之,红军长征经过青海这一史实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鲜为人知.其实,青海学术界在50年代编纂青海地方史志时,就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的史实纳入了     

毛泽东与红军长征的胜利

<正>六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到的雪山草地,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能够转败为胜,完成长征的伟大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毛泽东在红军长征的若干关键时刻所起的挽救危局和正确导航的决定性作用,无疑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一、“通道转兵”使红军避免了落入敌人陷井的危险,这是毛泽东对于红军长征胜利做的第     

再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答董新民同志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董新民同志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略论哲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我们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了董文的全部观点,感到他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不能同意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进行,我们再作此文,以继续就教于董新民同志     

再论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

在《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一文中(见1986年《学术论坛》第1期),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1934年12月10日23时中央军委电令(以下简称“十日电令”)对入黔的准备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也就是说,“十日电令”反映了飞行会议作出的入黔决定。现在拟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谈谈我们的看法。同时,也对飞行会议举行的时间,进一步谈谈我们的研究意见。     

台湾各界对胡锦涛元旦六点讲话的评论综述

200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六点意见,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综述如下：     

周恩来与贵州

周恩来一生两次来贵州,一次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随红军长征途经贵州;一次为1960年4月30日至5月4日,是他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以后,从昆明来到贵阳,在贵阳停留了三天.周恩来两次来黔,对中国革命和贵州地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第一次来到贵州,正是红军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他和其他同志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对此,已有许多文章详作论述,本文在这里仅就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作一简要论述.     

关于长征结束后红军人数问题探讨的一点补充

姜任耕同志《关于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人数问题》(见《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一文,曾就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国红军由三十万减少到不足三万人的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三大主力会师时,“汇集在西北地区的红军约七万左右,加上南方红军,则全国红军应有八万以上。”根据接触到的资料,我以为这种估计数据比较接近事实。不过,对姜任耕同志所作“‘不足三万人’的红军……是指西路军失败后西北地区的红军”这一结论,我认为还是可商榷。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