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他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梅诗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梅尧臣运河行旅诗除纪行诗、“悼亡诗”“悼子诗”、悼念友人和嫡母的诗外,还有多首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汴河漕运的政论诗。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议论化、讽刺化风格。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他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他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论梅尧臣诗歌的平淡风格

梅尧臣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梅诗风格的评介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解放后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几乎都认为梅诗的基本风格是“平淡”,但又限于体例,都未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证;相反,一些关于梅诗的论文却对这种论点持否定意见。例如,朱东润先生认为:“尧臣是一位激昂慷慨的战士,把他作品的特征,归结为平淡,是和他的身份不相称的。”“他的目标是李白、杜甫、韩愈;他的志愿是手执长戈大戟,在诗壇作     

梅尧臣的诗论──兼正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之论

梅尧臣的诗论──兼正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之论［日］横山伊势雄，张寅彭译一、绪言明人胡应麟对于梅尧臣的诗有如下的评语：梅诗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实为宋人之冠。学王右丞者梅圣俞。（《诗薮》）这段话作为梅诗的评论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是，又存在...     

梅尧臣的“平淡”论

梅尧臣是宋代诗学“平淡”论的首倡者,被誉为宋代“平淡”诗风的开山鼻祖。在批评晚唐五代以来西昆体之流弊的基础上,梅尧臣一改西昆体诗风浮艳、内容空虚、语言晦涩的缺点,倡导了平淡的风格,并在丰富的诗歌实践基础上,对“平淡”的地位、内涵和本质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建构了其独特的“平淡”理论,是宋代“平淡”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开启有宋一代文艺之“平淡”风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逋诗中的愤世思想

林迪(967——1028),有《和靖诗集》四卷,《宋史》入隐逸传。他在文学史人是占有席位的诗人。 诗坛对他的传统评论是:隐逸诗人,诗风平淡,“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 与他同时代稍后的梅尧臣,在他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云:其顺物玩情之为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平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其趣向博远,寄适于诗尔。 《四库提要》云:其诗澄澹高远,如其为人。 《辞海》亦云:其诗风格淡远,内容大都反映他的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歌风格

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论《瀛奎律髓》对梅尧臣五律的评点

《瀛奎律髓》推崇梅尧臣五律 ,以为“宋代第一”。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从“诗味”的角度进行探源 ,认为梅诗有“味”是方回所云“宋代第一”的根本原因 ;“诗韵”是方回评点梅诗之“味”的另一说法。诗律表达之“圆熟工巧”与“自然风韵”又蕴涵着“味”。此与方回的“盛唐”诗学观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进一步阐释了《瀛奎律髓》对五律和七律两种诗体的不同批评标准 ,由此管窥方回的唐宋诗学整体观及其诗学发展史观。     

姚永概宗梅诗学论

晚清民国桐城派的重要诗人姚永概继承姚鼐"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于唐宋诸家多所取法,其中对梅尧臣的极力推崇格外引人注目。姚氏对宛陵诗的兴趣,应是缘于友人郑孝胥、陈衍及夏敬观的启发。桐城诗派提倡真性情而反对模拟,梅诗以其"真面目"开启有宋一代诗风,正可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范本;梅诗于平淡中见枯涩、劲峭、老健,与姚永概力图改变其时桐城派重奇崛而轻平易的倾向,力图融阳刚与阴柔于一体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梅尧臣主张诗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诗亦如食橄榄有不尽之意,这也为姚永概抵制其时诗坛上艰涩的宗黄诗风及浅露的白话诗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姚氏诗学宗梅,既是晚清民国桐城诗派的必然选择,也与晚近诗坛发展的内在理路相一致。     

庆历党议与梅尧臣诗风的嬗变

梅尧臣的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党议前为清丽俊逸期,庆历党议中为激愤慨期,党议后即梅诗的晚期风格为枯淡期.梅尧臣的诗风转变和庆历党议有着极为深厚的内在联系,枯淡是梅尧臣的成熟风格.     

博采众长话宛陵——论梅尧臣师法众长对其诗风形成之影响

梅尧臣诗风之形成是以大胆师法前辈诗人为基础的。诗人通过博采众家之长，包举融通，变化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诗人大胆师法各家诗歌风格，也导致其诗风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论北随园边连宝其人其诗

北随园边连宝是清诗人中的名家,曾与同时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号称南北两随园。其一生科举失意,穷困潦倒,与此相关联,诗风亦清矫冷峭。分析其生平经历及诗歌风格的发现虽然其身后诗名不彰,但其诗歌创作自成一家,理应在清代诗坛占据一席之地。     

江宁织造计吏刘春池小考——兼谈袁枚对曹家是否知情问题

袁枚的两则涉红诗话一度曾是胡适先生新红学的奠基石之一。后来由于其学生顾颉刚先生的质疑,袁枚就成了对曹家的不知情者,以致他那两则著名的涉红诗话也被打入冷宫,不再被采信。然笔者根据袁枚的人际交往圈的考察后认为:袁枚对曹家不但知情,而且知之甚深。所以对袁枚《随园诗话》中两则涉红诗话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不应再继续采取否定态度。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创新:诗歌创作的价值体现——对赵翼诗歌理论的另一种诠释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其是否与袁枚、蒋士铨共倡“性灵说”,笔者对此并无疑义。但赵翼又与袁、蒋合而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赵翼以史家身份,遵从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因而赵翼在有意提倡诗歌“创新说”,而把诗写“性灵”纳入其诗歌创新的运营轨道。本文重点梳理了其诗论与袁、蒋的不同,详细诠释了其诗歌“创新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