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制的完整形态——清至民国徽州典契研究

民法学界对于典制的定义,往往以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标的物为标准,以其为典权成立的要件。然而,通过对清至民国徽州典契的研究表明,典制还存在典权人不占有、不使用、不收益标的物的形态。民国徽州契约格式手抄本中称前者为＂当契交业式＂,称后者为＂当契包利租式＂。＂当契交业式＂是出典人出卖不动产前的缓冲,＂当契包利租式＂是出典人转让管业权前的缓冲。完整的典制形态应是：当契包利租式→（回赎）→当契交业式→（回赎）→找价绝卖。     

打借贷官司六要点

投资经营、帮穷帮困、借钱还钱,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碰得着。由借钱引起的官司在法律上属借贷纠纷,也是法院审理案件中最为常见的。对于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简称《意见》)。那么,打这种官司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书面借据     

陕西泾阳、洛川县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陕西洛川县和泾阳县219个农户借贷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渭北地区＂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的农户融资状况的实地考察,发现陕西典型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借贷资金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量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供给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针对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典型农业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信贷机制为主,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效应,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拒绝陋习巧妙理财避“漏财”

终导致自己在投资时出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现象。在拿钱投资时最好不要被高“利息”所诱惑,而去冒大风险,要投资,想获取利息最好还是找合法存款机构,如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虽获取的收益不是最高,但毕竟没有风险,把钱存到这些机构则会让自己高枕无忧。     

从“结社祭祀”到“醵金营利”——明代徽州祭祀型会社的发展演变

明代是徽州祭祀型会社从祀神组织转变为小型营利组织的关键时期。明前期，在族社崛起的过程中，祭祀型会社承袭了里社的轮流值首制，这使得各会众地位更加平等，为日后祭祀型会社能够平等地按股分配收益奠定了组织基础。明中期，祭祀任务日益繁重，宗族组建的会社个数随之增多，这促使会社拥有了独立的会产，为其参与营利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货币白银化和金融市场供小于求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会社参与民间借贷。在宗族乡约化的过程中，领导层的权威和会众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提升，促进了会社的稳定运行。明后期，会社优化管理方法和经营手段以保证盈利，有利于其得到民众的认可。     

江苏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

江苏常熟地区（包括1961年从常熟地区划出建置的今张家港市部分地区）的“做会讲经”,属于苏州做会宣卷的一个分支。同苏州做会宣卷和宝卷,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地区特点。该地区流行的“拜香”（香卷）与“做会讲经”（宝卷）是不同的民俗文化活动。对该地区火居道士（现在也说唱某些宝卷）是否可作为“宝卷”纳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质疑。“常熟宝卷简目”是据该地两位讲经先生收藏、演唱的宝卷编成。     

明清徽州山林资源与徽人性格特征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外靠经商,内靠农林的山区社会,尤其是种类丰富的山林资源,不但影响着传统徽州人的日常生计,还影响着山居生活中徽州人的性格养成。俭朴、坚忍与善于开拓是传统徽州人的一般特征,退回到家庭生活中,各个家庭成员因承担职责的不同,又呈现出迥异的性格影像。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天灾频发、军阀混战、内外压迫等原因,农村民穷财尽,金融衰竭,高利贷盛行。陕西农村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粮、借粮还粮、预卖及预押、土地抵押、典当和借农具等。其特点是借贷利率高,借贷周期短,农民借贷来源主要是私人借贷。高利贷的猖獗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互为因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民国陕西政府曾积极治理高利贷,除严令禁止外,还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如建立现代银行、成立合作社、设立农仓和金库。这些措施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高利贷的控制和治理,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非常发达,这是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重视教育的结果。宗族主要靠兴办族塾、书院和文会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子弟。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这些措施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重要保证。     

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 --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

20世纪20至30年代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运动的实质,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集结为信用团体单位,减少借贷的交易费用,从而把现代银行和国家金融机构吸引到农村的金融活动中来,形成以金融为切入点改良农民经济的模式。这场运动对农村经济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由于借贷的条件所限,义赈会的资金主要为条件相对优越的农民所利用,导致了合作贷款的中农化。当合作社模式被国家政权推广为主要的农业政策时,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产生了根本的困窘:国家有责任却没有能力向全部农民放贷,无法避免贷款的广义中农化,导致了合作运动最终在中国消失。     

我国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动因与化解

当前,各地地方政府所重点扶持的行业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收益见效快、产值利税高、投资风险小;政策手段单一雷同,忽视条件一哄而上.这样,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将使得地区产业链间难以产生互补效应,不利于区域之间彼此发挥分工合作的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性的割裂造成了区域之间产业发展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很可能会破坏地方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政策手段,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将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所以,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     

农户融资绩效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5—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渠道融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从两种渠道获得借贷均能提高农户收入,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正规金融的借贷在西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0.80,分别高出东、中部地区0.21和0.41;非正规金融借贷对中部地区农户增收作用显著,贡献率为1.47,但在东、西部作用不显著。可以判定,农户借贷差异是导致农户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户产生借贷区域差异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区域种植结构差异有关。要提高农户融资绩效,减少借贷差异,进一步缩小农户收入的区域差异,应该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覆盖面,对非正规金融适当解禁,引导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适度合作,加大正规金融对中部地区支持。     

基于货币式基金管理思路的高校结算中心投资模式探析

鉴于当前复杂的投资环境,提出了高校结算中心可以借鉴货币式基金的管理思路,设计了基于货币式基金管理思路的结算中心投资模式,希望这一模式一方面能满足教育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需要,另一方面能为结算中心获得更好的、且稳定的收益。     

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实证分析 ———以陕西省248 户调查为例

通过对陕西248家农户资金借贷现状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农户对于资金借贷需求逐年上升;农户资金借贷主要来源是民间金融,而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比例逐年提高;借贷资金主要投向于资金需求较大的生活消费项目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非农领域及高效农业项目,总体上生活性借款比重有所增加而生产性借款比重有所下降。文章针对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民国时期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运作与效能——以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为中心的考察

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重要的以绅商为主体的社会救助团体,其临时慈业的典型模式是战事和灾荒网络社会救助。红卍字会临时慈业一方面救助了危难中的伤兵、灾民,减轻了政府负担;一方面使红卍字会达到了谋求合法地位,推动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红卍字会临时慈业实质上表明了民国时期以道院信仰整合的绅商,承担起了天灾人祸的社会救助使命,其间他们所展示的能力充分说明了民国绅商社会救助的实力。     

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

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文献,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的目的制作了种类众多的账簿,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徽州遗存有不少明清以来的民间账簿,"胡廷卿账簿"是其中部头较大的一种.该账簿既记账又记事,从形制和内容上考察,虽有传统商业账簿的一些特点,但并非商业账簿,而是属于广义的"排日账"范畴.这类账簿之所以广泛产生于徽州,跟当地独特的教育制度及商业习惯密切相关.透过胡廷卿账簿,亦可看出账簿制作者日常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清代至民国高平碑刻中民间信仰组织研究——以关帝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信仰组织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历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山西省高平市保存数量众多的关帝庙,其中的碑刻资料也印证了各历史时期地方民间信仰组织的兴盛。梳理现存清代至民国高平地区关帝庙碑刻中涉及关帝会的记载,可以清晰地了解关帝会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特定功能和性质。关帝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村社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在系统的探究之下,将会对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组织问题和民间信仰宗教属性的认知方面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从并立到互动:辽宁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

辽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区分为辽西山地、辽西平原、辽东南部、辽东北部四个地区。以对每个地区进行的编年序列研究为基础,通过进一步的横向比较,将整个辽宁的青铜时代划分成了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战国四个阶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体系。通过跨时间、跨空间的亲缘关系比较,将辽宁青铜时代文化区分成了5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讨论了"一地式连续演变模式"和"异地式互动演进模式"的特点,揭示了"系列文化区"和"序列文化区"两类不同的现象。     

差异化税率、转移支付和区域差距收敛分析

本文以追踪转移支付资金的最终流向为主线,构建了基于不同补贴对象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运用数理模型方法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区域差距收敛的影响。结果显示,对落后地区的补贴政策往往会由于资本收益均等化而削弱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在各类补贴政策中,补贴企业的政策会导致吸引投资与缩小区域差距两大目标分离,且有损于落后地区的企业竞争力;补贴劳动者相对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且对差异化税率的要求较低、财政上的可行性更强。本文建议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应当强化能够直接激励有效需求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及相应的制度与环境建设。     

基于六因素模型的对冲基金收益研究

对冲基金一直以其高收益而著称.与共同基金相比,对冲基金确实具有更高的收益.通过六因素模型分析显示,在样本空间内,相当大比例的对冲基金会有超额收益,但收益的规模和发生的频率因对冲基金投资模式不同而大相径庭.同时,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对冲基金的业绩总是与其支付给基金经理的激励费正相关:激励费越高,基金的业绩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