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气学说新论——对“逻辑在先说”的批判

朱熹的理气学说是中世纪思维的产物,融信仰、情感、形上的臆测推断、逻辑思维、感性思维为一体。而"逻辑在先说"是用现代思维方式对朱熹理气关系的疏解,在"理顺"了理气关系的同时,回避和掩盖了其中不符合现代思维的内容。在朱熹的学说中,理生气、气散灭才是整个理气关系的理论基石,并通过理气学说统摄其鬼神观和祭祀观。由于理生气灭说蕴含了理对气实然的先在和主宰义,与逻辑在先说严重相违和相左,因此被各种逻辑在先的观点所回避和忽视。这导致逻辑在先视域下的理气观、鬼神观和祭祀观往往失准和片面。     

“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向来被理解为孔子不信鬼神,或怀疑鬼神的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时代,鬼神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它与祭礼联系在一起,也是宗教政治实践问题.孔子儒家特重祭礼,以为祭祀可以报答天地鬼神给人的恩惠:赋予生命、尊卑秩序等等,同时又可用它强化对国与家的治理.正因如此,孔子与祭总是保持敬慎肃穆的态度.对于他和儒家来说,根本否定鬼神的存在是不可接受的.受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变化的影响,孔子一般不正面谈论鬼神之事,但这不代表他怀疑鬼神的存在.因此孔子的话只能理解为如何正确事鬼神,即事鬼神从事人做起,而不是否定鬼神.历代儒者对此语的解释分析,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

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神话与仪式:先秦儒家祭祀礼的原始意蕴

"礼"从本质上讲是在神话思维影响下宗教仪式的变形再现,是尘界与灵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先秦儒家作为"礼"的继承者、倡导者和整合者,其体察的"礼"有诸多内容,其中最能表现"礼"之意涵并展现儒家之积极作用的是"祭祀礼"。祭祀礼完整展现了"礼"沟通"圣"与"俗"的意义,并通过对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的仪式表达阐释了"礼"所蕴含的一种原始意蕴。     

论祖宗祭祀礼的伦理思想根源

本文从祖宗、祖神以及祖宗崇拜的起源与鬼神观念的产生和生殖崇拜的发生之关系入手，论述了祖宗祭祀的文化构成。并着重探讨了祖宗祭祀礼的伦理思想根源与本质，指出祭祀的情感要求是恭敬虔诚，祭祀的典礼节仪要求是等级秩序和差别规范，祭祀的功利目的是重生养身。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尚书·尧典》所载诗言志作为原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占卜祭祀过程的祷辞告语,指向神明昭告,其源甚古。尽管它只是宗教观念的一部分,却为后来的诗学独立和诗教发生奠定了文化基础。自周公制礼作乐后,诗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献诗和采诗制度使诗成为表达宗族情绪和沟通政治情感的工具,完成了从神明昭告向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内的诗与乐配合,制度规范和仪式规则赋予诗乐以意义和价值。不过,此时诗并未脱离礼乐而独立,单纯的文学观念也未能产生;诗所陈之志虽指向世俗政治伦理秩序,却仍然受制于乐而服务于礼。春秋时期,诗逐渐摆脱礼乐束缚而获得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言志功能;一是通过礼、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使诗进入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格的发展新阶段。     

孔子鬼神观的再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是否认死后世界存在的,或者说对死后世界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通过对大量文献分析表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本意并不在于否认死后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处理丧事的理性化,对待人事的重要性。孔子对鬼神信仰和死亡问题的理智态度、谨慎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处理所谓的"封建迷信"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朱熹所倡扬的"天理"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五常",亦即"仁义礼智信". "仁"与"理"相结合,成为先验的宇宙最高真理、普遍规律、万物本体,伦理道德的总原则,人们认识与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理一分殊",即以伦理"五常"为内容的弥漫宇宙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的绝对理念,由此论证本体世界(理)与现象世界(人、物)、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理念与具体人间"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言谈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合,同质异体的互动关系.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