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的影响——以重庆南川及金佛山为例

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影响深远。这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介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本文主要依据汉藏教理院档案报刊文献与其他相关民国报刊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追根溯源,梳理该院与南川及金佛山佛教之渊源。     

顺应时代的佛教文化

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文化乃是一个颇有社会影响及文化意义的重要层面。 一 本世纪以来,上海佛教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民国年间,是中国佛教由古代而近代的转型时期,是历经元明清长时期衰落之后的复兴时期,同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佛教的繁荣时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古代佛教史上无甚地位作用的旧姿态,顺应时代之发展,一跃而为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振兴的弄潮儿。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研究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分为一般小学、佛化小学、工读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几种。这几类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不同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并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多样化的德育手段。觉民小学等慈善学校有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并注重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作用。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对当时国民教育的发展、佛教的复兴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佛教在藏区的复兴与青海丹斗寺

丹斗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发祥地。经“三贤哲”、喇钦·公巴饶赛等佛教大师的不懈努力,在这里招徒建寺,积极传法,为多康地区培养了众多的佛教僧徒,并逐渐形成了佛教复兴与传播的中心,进而又为卫藏地区培养了佛教复兴骨干力量,从而带动了佛教卫藏乃至整个藏区的复兴和发展。     

超一法师与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研究

1920年代,超一法师秉持民国佛教新运动学派的僧伽建设思想,提出以寺院为基础培养僧才,复兴佛教,认为净土法门适应佛教发展现状。赴藏求法归来后,超一法师重新思考汉地佛教复兴途径,先后前往十多个省市佛教寺院启建息灾密宗法会,翻译密法经典,讲述显密历史与教理关系,主张内地佛教发展应不分显密、东密与藏密,知见行解,依大乘佛法经教义理圆融无碍,以自证度他之心济世救国。超一法师求法弘法、著译经典的历程表述着他由宗派比争转向显密圆融的理性思考,提出超越佛教地域宗派界限、汉藏佛教兼修共利国族的发展主张。     

核心价值观的佛学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其各个方面在当代佛教中都有或可以有很具体的体现。佛教作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认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功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宗旨具有一致性,因而可以为佛教所接受和容纳。中国佛教中"知恩报恩"的思想与"契理契机"的观念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中国佛教由此也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将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经典表述的"八荣八耻"与佛教的相关思想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而利用佛教话语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历史背景探析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明末佛教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其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对佛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二,“心学”的流行,刺激并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其三,明末天主教和罗教的盛行,促进了佛教对自身的反思;其四,明末佛教复兴内因在于求变之内在动力。     

主线 议题 取向：民国新闻史的整体面相及书写

就舆论动员时空而言,近代中国传播议题多与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紧密联系。民国新闻史中传播行为关联不同的媒介生态网和社会关系网。传播与政治关系语境中考察民国新闻史,当注意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国新闻传播以时间为主轴对1912—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进行分期。首先,结合反帝、反封建议题的宣传和国民革命的政治舆论动员,探析报刊传媒对国民革命的记忆与展示;其次,聚焦十年内战时期报刊格局变化,探析京派、海派人士组成的"记者座谈""左联"等文化共同体的舆论呈现;再次,顺延时间脉络至全面抗战时期,对沦陷区报刊的亲日立场,国统区、革命根据地新闻纸的抗日立场三个不同场域的记忆文本进行梳理,考察历史空间上的横截面,特别是"抗战新闻学"的兴起,如"抗战建国"在不同政治空间的表述;最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大陆溃败,涉及新闻刊物多面临政治或新闻职业主义的抉择。简言之,探讨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与舆论生态关联的主线,意在揭示民国新闻史不仅指涉新闻纸的历时性,更涉及新闻纸作为时代记录者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与时代责任感。由此而论,民国新闻史书写应在舆论新陈代谢中呈现报刊流行话语分析及其变迁,从而展示新闻纸的时代抉择及舆论上的方向感。     

我国古代佛教与近代佛教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与近代佛教在理论初衷、哲学底蕴和社会功效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勾勒了佛教递嬗的轨迹,也反映了佛教随时俱化的品格。这是佛教在近代复兴的真正秘密,也为思想、文化永葆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圆瑛办学实践和意义探析

从清末到民国,动荡的中国政局波及到对汉传佛教的政策,特别是＂庙产兴学＂的提出,中国佛教界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中,圆瑛与时俱进,建立中华佛教总会,开佛教办学之先河,为动荡时期佛教适应社会发展,应对复杂形势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有益探索,并因其独特性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佛教义学的兴起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义学在依次经过解经开展阶段和学派开展阶段后,到隋唐宗派兴起阶段,达到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但到近代,随着佛教的整体衰落,曾经繁荣的佛教宗派义学也相应没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科学人本文化席卷全球,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遭到空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猛烈冲击。佛教在这种时代大势面前,举步维艰,出路何在?在众多佛教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中,义学的激活与复兴成为他们的基本选项。这其中的先驱首推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他提出"内学"观念,所谓"结论后的研究"。另一主要倡导者是太虚法师,他提倡融贯传统后的出新,所谓"契理契机",而其弟子印顺法师则提倡"以佛法研究佛法"。他们的探索无疑在相当多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启示,有助于开辟现代佛教义学的开展路径。现代中国佛教也在这种探索中显露出复兴的征兆。     

溯近代佛学轨迹展人间佛教精神——《当代人间佛教思潮》序

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使拥有悠久灿烂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让广袤的中华大地面貌一新,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历史正在上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富有声色的一幕.这种巨大变动也反映到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中国佛教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沿着肇始于近代而在以后时局演变中时断时续的革新道路,重新审时度势制定方略和调整布局,将"人间佛教"作为引领佛教与时俱进的旗帜,推动佛教各项事业迅速发展.     

中国接受印度梵剧的历时研究:知识、思考与对话——以《沙恭达罗》为视角

除旧布新、西学东渐是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特色,西方文化是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同时印度文化也是当时中国文化向外学习的重要源泉之一.民国报刊主要介绍印度戏剧知识和印度经典剧作家;随着译介《沙恭达罗》等剧作的活动展开,并有了中印戏剧经典比较研究的成果.《沙恭达罗》在中国的成功上演,为戏剧跨文化接受塑造了成功的典范,反映出了文学间的互证、互识、互补.     

中国佛教义学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佛教义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以及基于佛教本位的翻译、诠释、讲说与造论,其真正的开展始于明确佛教本位之时,即从格义佛教走出之时。这意味古代中国佛教义学可分为明确佛教本位的初期确立阶段、学派并起的全面开展阶段以及宗派成立的最终成熟阶段。从中唐后进入衰退与萧条阶段,其间只有不多的短暂复兴。到现代,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普世、强劲的传播,现代佛教义学从明确佛教义学的性质与原则出发开始初创,出现了欧阳竟无、释太虚、释印顺等大师,为佛教义学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试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

佛教作为异族宗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在中国古代戏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古代戏曲产生于民间,而佛教要想立足和发展,必须面向世俗、面向民众。于是,佛教以戏剧作为载体,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进行传播,不仅把佛教带进了民众的家庭;另一方面,佛教与戏剧的结合,无形中也促进了戏剧的发展。     

楚山绍琦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

楚山绍琦禅师在继承五代时期永明延寿“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禅净融合理念与具体的修持方法,我们可以称其为“念佛禅”。这种思想与实践不但使楚山禅师成为塑造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一代领袖,对中国佛教内禅净融合趋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佛教宗派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汉传佛教的复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略论近代上海佛教文化

佛教是最早传入上海的宗教文化。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上，古代申城的佛教文化与其时鼎盛的中土佛教实难比肩。可当跨入近代社会，佛教在全国各地多呈衰象之际，开埠后的上海却作为近代全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以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及诸种有利因素，令是地的佛教文化获得千年难遇的历史良机。佛寺的迅速增加，居上社团的涌现，佛学研究与各项文化事业的全面展开，佛教各宗派的勃兴，中外佛教联系渠道的拓展等，反映了近代沪上佛教复兴的显著成就，这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史册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维新运动兴起并逐渐活跃起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少数民族报人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文化运动中来,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在这一时期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从少数民族报人的新闻活动、少数民族报刊、海内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3个方面对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不同少数民族报刊的创立为民国创立后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国四川藏汉佛经译刻刍议

四川素有刻经、译经传统,民国时期四川由于特殊的地理、政治、人文、传统因素,使近慈寺译经院、汉藏教理院、支那内学院蜀院齐聚川内,四川成为当时全国藏汉佛经译刻的中心,涌现出了一批对近现代佛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西行求法、藏汉译经和刻印经书是当时藏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藏汉译经、刻经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复兴过程和中国佛教界为佛教复兴所做出的努力,并因此建立了以佛教为中心的藏汉交流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