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与思想旨趣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有两种:其一是狭义的内部性诠释文本,即《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三部道家经典诠释专书;其二是广义的外部性诠释文本,即王船山在不同体例的其他著作中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评议阐说老庄的大量文字。比较这两种文本可见,在诠释不同经典时,王船山对老庄之学的理论观点常发生变化和漂移。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可归因于船山作为儒者和遗民所具有的微妙复杂的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船山惯常采取因顺文本的诠释方法,而不同的经典文本固有的内在语境和思想逻辑难免会对诠释者产生干扰甚或裹挟效应。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经典诠释的悖论管窥——以《论语》诠释为例

历代经学家解经都以符合经典文本及其作者的原义为最高旨归,追求经典诠释的绝对客观性,但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其中蕴含着主观追寻原义复归与客观上不可完全实现之间的悖论。经典诠释需要不断超越诠释悖论,克服企图通过重建经典原义以实现训释绝对客观性的障碍,通过创造性诠释,探寻坚守原义与当下创生之间合理关系的调和路径。     

《锦瑟》英译中的诠释多元走向

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方诠释学的主题。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锦瑟》是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为历代爱诗者所珍爱,因其丰富的想象和频繁的用典构成了各种朦胧的意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同时也给译者留下了极大的创造空间。《锦瑟》一诗的多种诠释和英译论证了诠释学三大重心走向对古诗英译的借鉴意义,诠释多元是产生不同译本的必然因素。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史外传心” 与社会行动的结构——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初三代科举考试的官方读本,之所以能够被置于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经典诠释范式,即承继孟子,发扬"史外传心",以理学大义为《春秋》的书法原则;运用"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进行经典诠释;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呈现义理,进而实现影响现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而成为理学外王路径的展开。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现代性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今昔间距转换的纽带

社会历史的时移世变促动着语言文字表述形式的变革,近现代的横断性事变促使着中国社会纵向的断裂划分,置身于这一历史链条上的观念文化要域的中国哲学,其自身就背负了传统与现代相差异的问题；要使哲学的传统焕发新机,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是接通今昔间距的转换纽带；现代诠释需有下述应当性的践识:诠释经典原理以立其本是其基本立场,诠释子学思想以归其域是其理论要务,接续“义理发挥”以开其新是其方法理路.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论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为义理诠释提供了可能性,而经典的传承发展又使义理诠释具备了必要性。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学者在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开始重视《论语》义理诠释,针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与讹误尝试重新诠释,成果较为丰富。其义理诠释的内容特点为探寻原意与阐发己意相结合,方法特点则为循家法之轨,无门户之见。他们在义理诠释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理念对当时学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关雎》看诠释主体在经学诠释学中的意义

诠释主体的确定对意义的生成具有极重要的限定作用,在此层面上经学家对《关雎》的解读是非常完善的诠释。不论是《毛诗正义》还是《诗集传》,都将文本还原为有诠释主体的在场言说,由此说明了诠释主体问题在经学诠释学中的重要意义。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