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惩贪肃贿法制的历史考察与借鉴

考察明初惩贪肃贿的做法,从立法方面看,惩贪之法地位明显突出,惩贪之法不仅繁多,而且细密;量刑严厉,措施有力。从执法方面看,一是有贪必肃,雷厉风行;二是设立了严密、繁复的监察机构。明初惩贪肃贿的借鉴在于:其一,在法规建设方面应制定一部统一、完备的《监督法》、《举报法》、《新闻法》。其二,在制度建设方面,应提高各级检察机关的地位,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其三,应大力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发挥其最高权力机关应有的权威。     

中国古代以法促廉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思想主张中,法治几乎是与德治同时诞生的.“德主刑辅”被历朝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以法治国的主张及其实践代不乏人.尤其在治贪中,重刑之法确实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法”在中国古代治国惩贪保廉中所起的作用,并分析了对当今的廉政建设的启示.     

罗马共和国早期廉政初探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廉政建设取得很大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古代所有制和民风的影响下,官吏不愿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官吏不能贪;在严格的监察制度下,官吏不敢贪。罗马共和国早期廉政的成功,保证了吏治基本清平,对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租用。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反腐机制研究

反腐败,制度是根本。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反腐,从静态看,不仅已有制度存在着制度自身边界模糊、内容相互冲突等问题,而且缺乏公众对制度普遍信仰的基础;从动态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人情关系的干扰,"权力"的不当干预,助长"潜规则"盛行,并诱发少数官员的贪欲膨胀。为此,制度反腐需要构建不能贪、不愿贪、不敢贪和不必贪的制度反腐败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与反腐倡廉

为强化公共行政管理、更好地解决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关系而重塑政府职能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样地，反腐惩贪、加强廉政建设也是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寻找出路并为之不懈努力的热点课题。那么，政府职能与廉洁从政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职能的转变及重建对反腐惩贪翩强廉政建设有何重要意义？本文拟就我国政府职能及其转变与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一、政府职能及其运行体制的缺陷是贪污腐败浚生蔓延的基本条件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也就是所谓行政职能，…     

清代陵寝与堪舆:基于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考察

堪舆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权力博弈的依据和手段.清代的大工营建、陵寝选址、陵寝防护等皆用之.堪舆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抛开其“迷信”与“科学”的争论,可以看出堪舆这种古代传统术数在制度层面的表现方式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官吏监督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要保持吏治清廉，除了要注意官德建设、制度建设，使为官者“不想贪”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使之处于经常、严密的监督之中，使之“不能贪”、“不敢贪”。注重官吏监督，是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中国古代廉政建设同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中国古代对廉政问题的做法和思考，对当代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先秦廉政思想及启示

廉政是现代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颇为丰富,对当代的廉政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加强干部队伍自身修养,树立＂尊廉抑贪＂的廉政自律观;健全法制,弘扬＂惩贪扬廉＂的廉政他律观。     

清代对高级官员贪腐犯罪的惩治力度与政治控制——以《清实录》载一、二品官员贪腐犯罪案件为视角

高级官员贪腐犯罪在清代大量存在,从开国到清末,政府对高官贪腐犯罪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打击与惩治.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以人治和个人喜好为出发点进行惩贪,最终导致清代反贪体系的失控.     

论我国古代的廉政措施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吏的腐败现象是很普遍的,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不少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十分注重惩治腐败。在官吏的遴选任用、考核、监察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并实行奖廉和惩贪并举的政策,以促进国家吏治的清明,这些廉政措施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巡视巡察联动体制:意涵、逻辑与构建路径

巡视巡察联动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巡视制度的升级版。巡视与巡察在指导思想、结构功能、运行逻辑等方面均相同或近似,区别之处在于两者的主体、范围、对象和内容不同。构建巡视巡察联动体制是构筑权力监督体系的必要之举,也是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治党理政、反腐惩贪向纵深发展和向基层延伸的必然选择。建立巡视巡察联动体制的实质在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内监督制度。从领导机制、工作机制、组织保障、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入手,逐步建构起巡视与巡察一体化部署、推进、落实,从而实现两者有机结合、互补互促的党内监督全覆盖体制。     

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劝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任,主要体现为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地狱报应思想是游冥故事的劝惩工具,游历地狱受罚是游冥故事的劝惩模式。游冥故事的劝惩手段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另一方面,游历地狱模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劝惩的主要模式。     

论中国历史上的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古代的思想家对赎刑制度有不同的看法,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应“重德轻刑”、“重义轻利”,因此反对“贫富异刑”。持肯定态度者以“明德慎刑”为武器,认为赎刑是宽恤之政,并且赎刑也是能防止犯罪,故主张赎刑制度。《吕刑》就认为“罚惩非死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通过不同层次的考试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并授予官职.这样,儒家与权力建立起联系.由于选拔制度的单一性,也使古代的教育制度成为科举制度的延伸,并保证了儒家经典的传播.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儒家的制度化体系得以建立和运转.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的象征符号.城墙主要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城市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身基本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之,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中国古代的权力监督制度

中国古代从西周时起就开始了权力监督问题的理论探讨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权力监督的制度建设的尝试 ,随着朝代的更换与交替 ,这一制度在不断充实与发展 ,逐渐完善。中国古代权力监督注重立法建制 ,注重监督途径和方式的多渠道、多环节 ,尤其重要的是 ,重视监察手段的运用 ,有完备的监察体系。这些为今天的权力监督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当然 ,也必须看到 ,古代的权力监督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内容和实际操作运用的局限     

通过两维的社会控制走向法治--以当代中国法律为例对社会控制论的探求

社会控制论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在研究中常常被片面地理解,这对于法治和人权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此从分析澄清社会控制的主体、系统构成和维度问题入手,进而提出通过法律来设定"人权"作为基本的目标,利用指引、支持、规惩、扶持等复合的方式,对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实行两维的社会控制.希望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制度,探讨人权秩序化和走向法治的途径.     

公民文化：制约政府权力第三道防线

在民主政治下,公民如何保持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历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理论界比较多地试图从制度层面,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制度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笔者以为:一,宪政体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极易产生代理人风险;二,任何制度安排都离不开文化的隐性支撑;三,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混合性的政治文化,既是对宪政体制局限性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更是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软机制.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监察机关对行政司法监督为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特征。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最初由一般的文书管理到监察国家行政和司法,其权力也是伴随着封建国家的集权化逐渐扩大,成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寻找其合法性理论依据的过程.儒学最初是智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秩序的理论设计,其在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化经历了礼仪先制、理论改造、权力强化和制度支持的过程.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社会调整规范的选择和司法制度产生了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