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用2005年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发现经济收入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较明显的影响.最显著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城市社会融合几个因素之间.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内部分化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利用2009年在温州市进行的人口结构变化专项调查资料,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采用数据交叉分析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的分化,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分类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尚未有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打算,但滞留趋势明显;打算最终返乡的流动人口比例较高,非永久居留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存在明显分化。结合以上分析,讨论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分化对制定流动人口政策和选择城市化战略等方面的思考。     

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居何地：落户门槛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4-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考察了不同城市在户籍改革背景下出台的差异化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实际落户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落户当地的意愿,城市落户门槛每上升一个标准差,流动人口的实际落户意愿降低4个百分点,这一影响效应约占愿意在流入地落户流动人口比例的10%,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证明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显示,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迁移机会成本较低的群组受到较高落户门槛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落户门槛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机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发现

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和扩展回归模型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差异化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和定居可能性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而乡土社会网络和外地社会网络建立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内嵌于本地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强。文章聚焦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社会关系根源,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关联,研究结果对完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我国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本文通过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较高、月平均收入较高、月生活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使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女性留城意愿略高于男性;"90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较弱,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城意愿;初婚、再婚等婚姻状态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未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逐渐增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留城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者;而房租、房贷等住房成本与平均收入相互制约,表现为随着住房成本的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提升,但对高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加入生活成本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随生活成本增加而增强,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中、高收入水平下的留城意愿,并使各收入水平下留城意愿的差异减弱。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也在不断加快,而现行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山市率先在全国进行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改革,通过积分寻找一套新的标准作为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户的根据,为解构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探索。本文正是基于积分制申请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对申请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对积分制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     

外来人口聚集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计划生育工作对策

论文根据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提出这一人口群体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及这些问题对计划生育工作可能的影响,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对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要有足够的准备与对策。     

有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理论再思考

本文对我国人口流动问题的成因、变动趋势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探讨,论证了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社会经济宏观环境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提出了我国流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论文认为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和研究中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而轻农村的现象。应当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计划和发展规律,将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有效地推动社会转变的工具而加以利用。     

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现行政策的不完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文章讨论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坚持的原则和主要对策,认为从长远来看,要运步构建有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     

大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形态与居住空间变动机理——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与居住形态是体现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着重分析了闵行区流动人口居住的基本特征与空间分布,构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滞留模式,全面剖析了不同尺度下流动人口的流动机理,揭示了流动人口空间转换的状态与时空特征,提出实现居住分布空间优化的基本对策。     

户籍改革新政与务实的城市化新路——以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为例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阻碍作用愈发明显。而且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中山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通过积分构建一套新的量化标准作为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入户的依据,为打破户籍坚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路径选择。基于对积分制申请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对申请人员访谈的基础,对积分制实施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探讨,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义。     

女性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户籍差异——基于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视角

利用200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的视角下,将女性人口区分为四群体：本地女性市民、本地农村女性、外来女性市民和外来农村女性。分析了不同户籍身份女性人口获得基本社会保险差异的基本情况,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了社会保险获得的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

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流动人口。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为帮助流动人口群体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使社会不断地、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政府应在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上承担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