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辩诉交易的中国化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它在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中虽然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其作用的讨论已持续多年。借鉴别国经验，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应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启动、内容及形式、救济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体系。     

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特有的一种制度 ,美国有 90 %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制度得以解决的 ,中国是否具备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基础 ?通过步步设问的方式 ,考察了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理论和实践 ,探讨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设立的现实必要性和制度基础 ,提出构建中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路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确立的理性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案件处理模式。本文旨在通过对辩诉交易的基本内容进行考察,分析其制度本身的利弊,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进行理性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辩诉交易制度最早源于美国 ,后被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引用。 2 0 0 2年 4月我国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对于一起故意伤害案采用“辩诉交易”审结 ,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辩诉交易” ,事后在法学界和司法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实行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辩诉交易与正义保障

辩诉交易可能以丧失正义为代价 ,这是人们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担忧 ,也是辩诉交易合理性争议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是 ,在刑事案件数量巨大与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紧张关系中 ,辩诉交易的选择既是无奈的 ,也是理性的。当然 ,在辩诉交易制度中 ,正义不能牺牲 ,应当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正义的实现。保障正义的主要途径在于 :限制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和交易的内容、幅度 ;对辩诉交易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设立司法救济手段 ,对严重牺牲正义的辩诉交易以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     

浅析辩诉交易本土化

辩诉交易作为美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组成部分为美国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国减少案卷积压、提高诉讼效率提供了启示。但是辩诉交易作为西方文化的衍生品与我国的传统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本文就辩诉交易的含义和渊源、辩诉交易的内容、我国传统理念对施行辩诉交易的障碍以及辩诉交易本土化的制度探究四个方面对我国进行辩诉交易的移植进行了论述。     

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本文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司法价值作了较全面的评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移植和应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并就如何移植辩诉交易制度问题提出设想方案 :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的应用 ,构建与公诉人不出庭相配套的庭前辩诉协商制度 ;二是在证据存疑案件中的应用 ,通过辩诉协商 ,达成“裁量不起诉”协议或者减轻处罚的协议 ,以解决疑案悬案 ,提高诉讼效率     

对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对提高诉讼效率有积极作用,后被大多数西方国家引入。对是否要将辩诉交易制度直接引进我国,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类似尝试。本文对辩诉交易的概念、起源、特点进行分析梳理,论证其引入我国的可行性。     

辩诉交易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人们的质疑.在追求文明、理性的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该制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接下来评述了该制度在我国所受到的主要责难,论证了其制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积极稳妥地移植辩诉交易制度.     

关于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是一种在西方国家比较盛行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虽然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尚有许多障碍 ,引进的时机尚未成熟 ,应当暂缓引进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在信息的公共性基础之上,能有效改善信息个人的弱势处境,缓解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内在张力。公益诉讼制度介入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其法律依据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当前,在适用上还存在着适用条件不具体、起诉主体顺位难确定、举证责任未合理分配以及不同公益诉讼关系未厘清等问题,需要细化具体适用条件、明晰起诉主体顺位、公平分配证明责任以及整体把握不同公益诉讼的衔接与配合,从而保障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实现平衡信息主体间的利益,维护信息公共安全的目标。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美国物联网产业发展中的专利法运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物联网时代的全球专利竞赛以及构建产业生态链的需求,美国专利法的运行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调整。在物联网技术开发的上游阶段,软件专利的申请在可专利性上采用严格的认定标准,要求申请人更加注重发明的技术效果。在物联网技术应用的中游阶段,美国以行政审查替代司法诉讼,采用专利授权后复审方式来判断专利的有效性,进而对物联网专利质量进行有效控制。在物联网技术商业化的下游阶段,标准必要专利与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之间的平衡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美国通过司法判例来处理产业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倾向于采用全球性的专利许可认定标准,以维护专利实施者的合理使用。     

消费长效机制的构建及其法律保障

消费长效机制,是国家依法规制调控消费需求的一种协调持续平衡运行的动态法律机制。它具有强烈的居民、突出的消费者、鲜明的消费政策、多元因素融合的系统等属性。它有基本核心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两大类型内容,急需从居民基本收入及其社会保障、消费者核心地位及其权益保障、消费政策调控等方面,构建我国消费长效机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应从制定居民收入分配持续增长保障法、居民个人资料保护法,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打造消费者核心地位,专设消费纠纷诉讼制度等方面着手。     

论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无讼就是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争端,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传统法律的无讼思想具有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体权利的特点。传统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民众的法律意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责任追究明确化。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