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时代的道德两难——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论《好兵》的伦理思想

<好兵>(1915)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思·福特(1873-1939)的代表作.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论述文学的社会功能时提出的"颠覆"和"抑制"两个概念出发,揭示贯穿小说的"颠覆"和"押制"两种力量的矛盾张力结构,剖析了工业化语境下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两难.反映小说从"逸闻琐事"中再现了历史真实,从"小历史"中反映了"大历史",体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抑制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卸下道德枷锁后的人性哲学——从《柏子》看沈从文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的"生命形式"

<柏子>作为沈从文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充分地体现了他笔下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本文试图对其下层人民进行关照,来探讨一种没有道德枷锁的人性哲学.这种人性哲学以"人性"统摄一切,"人性"被视为最高的准则.<柏子>中具有特异"生命形式"的个体在卸下传统道德枷锁后,活得本真而有人性,成为一群自由自在的精灵.在当今社会,它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构理想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可能.     

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文关怀主题

作为人性的不懈探索者和真实再现现实生活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其伟大悲剧<李尔王>中,在整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昭示天下的人文关怀主题反映了他对伊丽莎白这个英国文艺复兴高潮时期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深刻表达了他对当时人们精神世界和人性本质的困惑.文章通过对<李尔王>一剧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指出该剧人文关怀主题的两个侧面分别是异化的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它们是莎士比亚对于人性本质的戏剧化的哲学沉思.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多棱镜像营造的跨文化景观——《英国情人》与《扶桑》之比较

虹影和严歌苓在她们各自的代表小说<英国情人>和<扶桑>的故事讲述中,偏离西方惯有的文化救赎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模式,以拯救/被救赎关系的置换机制,描绘出东方之对于西方的文化征服图式.同时在叙事技巧上都采用一种反照、视角转换的方式,营造出充满文化寓意的跨文化景观.     

接受美学视角观照下的“读《山海经》十三首”

对"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的解读学术界存在着历史主义和接受美学两种倾向.历史主义者穿凿附会,旨在挖掘组诗的政治寓意,结果诸家解释互相矛盾.而实际上,"读<山海经>十三首"是接受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阅读<山海经>时,陶渊明的期待视野与<山海经>的神话性质相契合.他以<山海经>游仙娱情,渲泄政治愤懑,从而获得了"俯仰终宇宙"的审美乐趣和人生自足.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世说新语>历来被视为表现"魏晋风度"的杰出范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历史、政治、文学、风尚的珍贵材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本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所采用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世说新语>的体例、人物塑造手法和语言运用三个方面加以论析.     

蒲松龄的人性观:儒家伦理与自然人性之间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文学是人学,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也苦苦地追问:到底什么是人性?在<聊斋志异>中,蒲氏是徘徊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他既赞美纯洁的自然人性,又认为人性有恶,故而乐用儒家伦理对人性进行规约和框定.他觉得,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间走中庸之道,可能是人性美的一种最高境界.     

《圣经》在生态视野中的双重形象

文章综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生态角度对<圣经>的重新解读.<圣经>呈现出双重形象:一方面因其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被视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对化解地球生态危机有积极作用.通过辨明<圣经>双重形象的由来,一方面肯定<圣经>与生态危机的形成有着无法摆脱的思想和文化干系,另一方面则对其潜在的生态资源提出挖掘再造的可能.<圣经>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西方人自然观、近代科技的关系,<圣经>独特的历史观与近现代进步主义的承接关系.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圣经>通过影响和塑造西方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并经由基督教文明的传播,确实介入了对全球生态的破坏.如何扭转其负面影响,重新开发<圣经>的生态资源,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当下课题.     

遁逃与突围——论苏童《罂粟之家》中欲望与历史的关系

作为向＂新历史主义＂小说大规模进军的前奏,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已经彰显了苏童向历史深处遁逃的勇气和决心。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欲望植入历史的肌体,用欲望化的叙事打破了以历史理性为要义的伦理关系的藩篱,颠覆了＂宏大叙事＂下被主流话语系统模式化的＂阶级（层）叙事＂,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精彩地完成了一次人性欲望的突围表演,达到了历史与人性的高度契合,以此表现了苏童式深刻而独特的人性关怀。     

社会历史传奇的人性蠡测——论季宇的中短篇小说

季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以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社会历史生活为题材,将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与新历史主义叙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现代主义风格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传奇.季宇的小说善于运用心理分析,发掘探究曲折隐晦的社会历史传奇背后的人性动因,将宏大的历史进行了个体化的叙述.季宇的小说叙事冷静,既有极强的故事性,又有着人性的深度.     

《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

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近代中国文化人带来了大量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信息.本文通过对<大英国志>译本的分析,译者蒋剑人在翻译中对英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大英国志>在晚清的流传和影响,指出该书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的、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子夜出生的孩子》

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分析拉什迪的<子夜出生的孩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拉什迪的<子夜出生的孩子>,文章首先指出作者基于自身曾经的边缘经历,虽到"中心"但仍关注边缘,取材历史,确立"边缘话语"立场的创作方法;其次,从文本叙事角度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揭露了文化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教冲突等诸多问题,从而消解"中心";最后,从文本中反映的"多元性"分析作者消解"中心"后的重建意识.     

挣脱“创伤性记忆”的怀抱

福柯的"对抗记忆"理论强调主体的"儹越式感性体验",帮助我们充盈和纠正被建构的"记忆";本文以"创伤性记忆"为切入点,揭示当下"新历史主义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小说<人面桃花>再现中国革命中被遗忘和遮蔽的"感性"因子,凸现"感性革命"柔软,而又不乏"原始强力"的特质,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义"话语的扬弃.     

两个牺牲者和一次大革命——由《双城记》中的卡尔顿和《九三年》中的戈万之比较谈开去

<双城记>中的卡尔顿和<九三年>中的戈万都是为实现完美人性精神而牺牲的牺牲者,一个是为了爱,一个是为了道德理想与人性信仰.狄更斯和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分别表现了爱与恨的对立、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两位作家在对待革命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们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英法传统民族方式中经验主义哲学观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差别.     

跨越时空的文化冲突与人性冲突——重读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

英国作家高尔斯毕绥的中篇小说<苹果树>表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人性内在的冲突和审美理想审美观念方面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是人类永恒的困惑.     

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单个移民的鲜活的个体记忆,然而,当单个移民被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并经作品出版、流传后被有相同历史背景的读者广泛阅读,使读者产生社会群体认同的时候,这一批文学作品就成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当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在新历史主义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语境下,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跟人口普查历史资料和博物馆一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     

透视电视剧《潜伏》的叙事张力

电视剧<潜伏>剧情紧凑,悬念频生,其"理解性认同"的视角彰显出强大的叙事张力.<潜伏>在革命叙事中张扬了对人性的关切,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彰显出对信仰的价值关怀,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着理性的艺术审视,在爱情叙事中回归崇高情感的抒写.     

艾米莉·勃朗特及其《呼啸山庄》

本文就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坛以及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作了介绍.对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爱情以及希刺克厉夫的"爱-恨-复仇-人性复归"这条主线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指出<呼啸山庄>是一部别具一格值得研究的小说.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