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走向“后理论时代”了吗——“理论之后”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理论之后的观念的出场与热议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代西方学科互涉中所展现出的理论融通困难与阐释裂隙问题,也就是理论的限度问题,在中国则仍然是一个西方理论的本土接受与本土应用问题。面对后理论、反理论、理论的抵抗乃至弥漫甚久的理论危机论,仅着眼于某一人的观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理论之后,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作为一种理论的理论之后观念,需要的是对其所蕴含的理论发展脉象和思想裂变现实做深入研究,特别需要对理论发展范式做深入的考察。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再生产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历程其本质是理论的再生产过程.以再生产理论诠释党建理论的发展,可以更为清晰的认识党建理论发展中的历史继承与时代发展问题,即党建理论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问题;梳理党建理论发展的元问题,即党建理论再生产的历史起点问题;廓清党建理论再生产的根本动力,即党建理论与党建实践基本适应与部分不适应的矛盾;理清党建理论再生产顺利运转的现实基础;明确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建理论实践主体再生产中的根本坚守.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做好党的建设理论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党的建设理论再生产顺利实现问题.     

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必要、可能及其路径

在诠释"现代人应当过什么样的道德生活"时,单一的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都难以具有完满的解释力。寻求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是道德哲学时代化的需要,是道德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理解的需要,也是克服现代性伦理危机的理论回应。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对两者之间的会通提出必要性,而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融贯与一致性又使得两者之间的会通成为可能。社会之于道德具有背景性的意义,道德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从根本意义上说,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内在融通性的合理依据在于人是社会性与道德性的双重存在,同时现代学科融合与知识联姻,使得会通成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理论发展的必然延伸。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需要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的方法论、以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为中心、以建构伦理共同体为终极议题,同时需要关注道德参与的研究。     

论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对现代社会的时空诊断

辨识和判断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其中,时间和空间是众多理论家进行社会诊断的基本工具。吉登斯的时空伸延理论、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以及卡斯特的流动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理论,对时空问题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凸显的原因、时空问题在社会理论中的作用以及时空与社会的互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对我们准确把握现代社会有所助益。     

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物化与物化意识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总体性批判与主体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的纲领性结论；阶级意识与意识革命问题。可见,物化和物化意识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研究的出发点；而总体性批判和主体重建问题则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最后,对阶级意识和意识革命的强调则是卢卡奇为其意识形态理论所设计的结论性纲领。     

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三重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世界上无所谓“终极真理”,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理论创新的本质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规律,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正是因为坚持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得以不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以时代课题为中心的问题树,将时代问题分为老问题和新问题两大类,辨证施治、精准发力,保持恒心、锲而不舍,在理论问题与理论作答交相为用、相互激发的辩证发展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科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理论体系的分析,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理论创新;从基础性与关联性、客观性与创新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等方面,论证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问题。     

隐喻与科学理论的陈述

科学理论陈述中隐喻问题关系到科学修辞学。其中主要包括了隐喻在科学理论陈述中的合法性地位问题 ,隐喻在科学理论陈述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和隐喻与科学理论陈述的某种本质关联等问题     

作为解释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性质问题是贯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很多研究者将意识形态理论看作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理论,但它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解释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意义"问题而非"真理"问题,意识形态分析实质上是对意识形态的解释,这种解释旨在通过破解意识形态的伪装形式发掘被掩蔽的意义.作为解释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对意义与解释的哲学反思,而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的解释活动、解释技术与方法的统一体.     

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公共哲学

当代公共哲学是对新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哲学反思与回应。理论总是问答逻辑:生活提出问题,哲学(理论)解答问题,哲学成为生活问题的解答录。我们理解一种理论,不仅要去理解这一理论之所思的框架与结论,更要深入考察这一理论的语境与取向,使理论回到生存境遇与所欲解答的问题空间之中。由此观之,李普曼提出“公共哲学”,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将“公共性”问题作为世界政治—社会哲学的研究主题凸显出来,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差异与断裂问题的回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全球正义的争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与世界结构的重建”的构想,世界各…     

交易费用企业理论的发展及其评述

科斯在 1937年提出交易费用企业理论以后 ,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这些发展包括 :威廉森的最优科层理论、艾智仁与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与监督理论、张五常的契约决定理论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间接定价企业理论。交易费用企业理论尽管初步解释了企业的出现以及企业的边界问题 ,但是还需要对一些概念问题 ,比如与交易费用有关的概念、与企业定义有关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物化与物化意识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总体性批判与主体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的纲领性结论阶级意识与意识革命问题.可见,物化和物化意识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研究的出发点;而总体性批判和主体重建问题则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最后,对阶级意识和意识革命的强调则是卢卡奇为其意识形态理论所设计的结论性纲领.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并对某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问题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作一综述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理论建设的创新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相关原理,理论创新可有四个检验标准是：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形成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应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也是我党理论建设上的创新。     

批判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对科学技术作过深刻的批判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大师的杜威也对这个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而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方向。本文试图比较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与杜威在该问题上的异同 ,从而论证法兰克福学派的实用主义转向。通过哈贝马斯与杜威的科学技术观的比较 ,作者认为 ,尽管他们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有重大分歧 ,但总的来说 ,杜威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有诸多类似之处 ,而且杜威的调查研究理论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丰富得多。通过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芬伯格的近著《质疑技术》 ,作者认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已经走向了实用主义之路     

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经过最初的只求迅速发展经济、不顾环境污染与破坏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到关心环境问题,再到循环经济理论与小型化经济,最终达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共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有制度根源与科技根源,因此,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     

中国问题、“后理论”话题与当代文论建设

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及理论建设需要关注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盲目跟风或套用别人的理论及命题,这样不仅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无益于自身理论的构建。对“后理论”话题及其引发的讨论也应作如是观。作为一种在西方知识论语境发生的理论事件,不能简单地将“后理论”话题的出场套用在中国语境及其问题上,不能把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状况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等同于西方的判断,否则就难免产生误读,出现理论语境的误置。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发展与建设必须立足中国问题,从中国文论的具体语境及现实要求出发,植根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并在世界理论的发展中处理好与西方理论话语的关系,从而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提供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兼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能够击穿当代现实问题的思想闪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紧迫性与现实可能性。新时代迫切呼唤理论创新,这既是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新时代的新特点提出的理论诉求。同时,坚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依托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经验,秉持执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为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搭建了坚实平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必须坚持"三重原则"的理论导向,即坚持并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本质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实践的现实原则,坚持时代眼光、宽广视野的开放原则。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求解实践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辩证法。     

企业家创新理论研究综述

已有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存在着缺少对企业家的分类研究,对企业家的创新动力问题认识不足,企业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模糊,企业家理论与企业的控制理论和创新理论缺乏全面整合等局限性,因此需要将企业家分类,然后与控制方式和创新模式整合,形成三维的企业家的创新问题研究框架。     

《资本论》:科学研究范式的典范——《资本论》提出的理论问题及其科学的解决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问题——他自己的新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术语、概念以及与新的问题提法相适应的新的理论观点,即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马克思通过把各种经济范畴纳入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结构中来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并通过严格地区别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不同、它们生产的过程以及发生顺序上的差别等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自觉阐发,实现了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也合理地解决了他所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资本论》在提出问题以及如何科学地思考和解决问题上,在对建立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思考上,都全面地超越了他之前和同时代的研究者,并且马克思的这些思考和论述在后来的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中得到体现和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