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村庄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鄂A村与S村的比较分析

在总结前人对于村庄治理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A村与S村的具体情况,从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资源的分配、村庄公共秩序四个维度对A村及S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相同的村庄类型,相同的政治生态的情况下,两个相邻村的治理绩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继而总结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乡村沟通网络的发育程度、村干部自身素质的及其凝聚力是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煤矿集体产权下的村庄精英治理——基于山西X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集体产权的视角分析煤矿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文章认为,"保护型经纪"的村治精英与健全的民主制度相结合,保证了集体产权的制度安排,规范了集体成员在集体煤矿的经营、收益、处置等方面的参与行为,确保了集体对资源的控制权与收益权,从而获得了村庄的有效治理。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村庄竞争性选举动员机制及治理后果研究 ——基于浙北D村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浙江北部D村的个案考察,从村庄社会内部的角度出发,力图分析经济高度分化背景下利益密集型村庄选举过程的表现样态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村庄治理层面的后果。研究表明,村级权力的高价值激发了村民参与选举的意愿,以纵向经济分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圈层化构成了村庄内部选举高度竞争化的助推机制;在竞争性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以利益派性为组织基础,采取关系、金钱等策略性动员方式获取选票;村级权力的高价值直接带来了村庄选举以及村庄治理的谋利化色彩,表现在村级资源的分配上,即为分配原则的私人化,导致了村庄底层以上访为主要方式的针对处于村干部位置之上的富人群体的抗争,村级组织面临合法化危机。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国家和党组织需对村级治理进行相应的干预。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运动式的规模经营、家户制的个体经营和市场化的规模经营三次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村庄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三次嬗变。农地规模经营背景下,内生型工商资本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而外来资本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冲击,使得村庄经历了治理主体的非对等性进出、治理资源的非均衡性流动和治理方式的非规范性建构。研究发现,村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现阶段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拟从坚持村社自主性、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基层治理体制、优化惠农政策的实施细节、培育内生型新型经营主体和追踪总结试点经验几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回应村庄治理结构的变迁。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