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李诗比较

李商隐在晚唐卓然成家。他的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时代的诗人。艺术上,他继盛唐、中唐诸大家之后,别开生面,独创一种沉郁深曲、秾丽精工的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温庭筠是花间词派的开山祖,同时又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文学史上温李并称.一温李并称始见于昭宗朝翰林学士裴廷裕所撰《东观奏记》:“廷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以后历代诗评大多把浓艳工丽的诗风作为温李并称的主要原因。其间也有不同意见,如南宋范元实认为:“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清代朱鹤龄也认为:“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     

“宫市”考论

白居易的《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诗人自称,这五十首诗“系于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正是白居易做左拾遗的时候。诗人说,在他任谏官期间,他写诗的目的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种主张,和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是一致的。对于这五十首《新乐府》的评价,意见有所分歧,有人认为,“诗人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代表作”。有人认为,“此文《新乐府》,实在未见得成功;天子知与不知,且不说,就文学而论,则五十篇中,真实的可算做好诗的,还不到十篇”。 《卖炭翁》是被人称道的一首好诗。诗题之下,诗人自己标明题旨曰“苦宫市也”。诗人自己说,诗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事实,而且是经过核对无误的。为了对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正确理解,对“宫市”问题进行一下探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论“小李杜”——顾随《駝庵说诗丛稿》之一

晚唐两诗人:李义山、杜牧之。小杜虽不能谓为大诗人,但确为一诗人。窃以为义山优于牧之,余重义山轻牧之。原因:义山集之五七言、古近体中皆有好诗;杜樊川则只有七律、七绝最高,五律极不成,此其不及义山处,故生轻重分别。义山可谓全材,小杜可谓“半边俏”。 盛唐有李杜,晚唐又有小李杜,此乃巧合。义山近于工部,小杜近于太白,义山情深,牧之才高;工部、太白情形同此,工部情深,太白才高:有趣情形一也。工部、太白为逆     

滑铁卢、威尼斯的沉思 自觉创作的新起点——读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四章

(一) 在有“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宣言书”之誉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中,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尽管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拜伦声称他师法蒲伯,但事实上,在他的诗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情感而不是蒲伯所崇尚的“理性”。在他的成名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情感的支配作用尤为明显。无论这首长诗的题材选择还是表现手法,都打上了感情色彩的明显印记。而且,诗人的情感流动,与诗人当时的心境密切相关。     

读白居易的《琵琶行》

自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伟大诗人。自居易的诗在当时就发生极大影响,被称为“元和体”而竞相摹仿。他的诗流传很广,“二十年间,禁省、寺观、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特别是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不但歌妓们争着演唱,_由此增价;就是一般人也诵不绝口。白居易死后,宣宗皇帝为他写的悼诗曾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作品当时流传之广和人民喜爱之深。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情真诗方真

贺敬之的诗在“文化大革命”前蜚声文坛,他的《雷锋之歌》可以说尽人皆知。近几年,很少有人谈论他的诗了,偶有谈及者,甚至提出他的诗是不是同“假、大、空”有关的疑问。推而广之,象贺敬之的诗还能不能给予一定的地位?我想,既然“朦胧诗”都“可以允许其存在”;那么,贺敬之的诗及这一类的诗,也应当“允许其存在”吧！ 一 我们读贺敬之的诗,首先感到诗中的“我”,即是诗人自己,又不是诗人自己,这个“我”反衬着我们党战斗的步伐的脚印,回响着战士激昂的心声。     

书家米万钟简论

晚明书家米万钟是一位以“书名掩其政名者” ,他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书家之一 ,与董其昌齐名 ,有“南董北米”之誉。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写性灵 ,追求率意、天趣 ,其代表作《刘景孟八十寿诗轴》、《登岱诗轴》 ,显示了一个文人书家的风流儒雅的气质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从《三吏》《三别》对杜甫爱国主义内涵刍议

至今烩炙人口的《三吏》、《三别》,是伟大爱国诗人杜甫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而又富有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对于这份遗产的议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一般认为,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关于战争的诗歌,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明人张(纟延)评此六诗说:“凡公此等诗,不是专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得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则刺也,此可已而不得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     

对陶渊明仕宦心态的再认识

对陶公思想的历史认识与总体评价陶渊明（公元365-427）素有隐逸诗人之誉。颜延之称其“南岳之幽居者”①,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也将他排在其中,锺嵘更标榜其：“古今隐选诗人之宗”①。总之,“五四”以前的历代评论家,大都将陶公看作是“篇篇有酒”③“不染风尘”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奉为“隐逸之宗”。“五四”以后,既有朱光潜赞陶公之“伟大”在于“浑身静穆”④,也有陈寅恪说：“陶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家而宗天师者也”⑤。笔者认为,对陶渊明的这些评价,大都有误会与偏见。鲁迅先生就曾批评过这种以偏概全的观…     

关于如何评价达吉雅娜和安娜·卡列尼娜的问题

达吉雅娜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长篇《安娜·卡列尼娜》中着力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在世界文学艺术画廊里占有突出的地位,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艺术魅力,依然能够扣响着亿万读者的心弦。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两个艺术形象的评价,却一直褒贬交错,毁誉不一,相互龃龉。推崇备至者有之,竭力诋毁者有之;两种极端。时有发生。对于达吉雅娜,有人誉之为“道德的象征”、“不夹杂任何杂质”;有人褒她“具有一颗正直良心的少女”,“属于那个时代年轻人中间的优秀分子”;也有谴责她“忠诚”、“顺从”传统的婚姻道德。至于对安娜的评价,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誉她是     

盛唐清澹诗派概论

生活在盛唐的诗论家殷璠,在他编集的当代诗选本《河岳英灵集》中,选录了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他对每位诗人都有精当的评语。他评陶翰说:“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至于其他诗人,则多有偏胜而不能兼.如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说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认为王昌龄也是声峻有风骨的诗人,而另一些诗人则以“兴象”(或“兴”)取胜。如说常建“其旨远,其兴僻”。评刘慎虚“情幽兴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二题

一、“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苏拭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个命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只是对王维诗画的评价,抑或如有人所归结的那样,仅是一个诗与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对此,清代著名学者叶燮解释得颇为清楚明白:“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己畦文集》卷八《赤霞楼诗集序》)诗与画,即情与形的交融和统一,构成了艺术的审美意象,这是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陶诗的理趣

陶渊明是一位诗人 ,又是一位哲人。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渊明 )“……实为吾国古代之大思想家 ,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人今人第一流 ,而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的关系》)陶渊明是一位大思想家 ,因为他的诗里对于宇宙人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独到的探索与思考 ,涉及面深且广 ;陶渊明又是一位大诗人 ,他诗中关于哲理的思考 ,全然不是如玄言诗般干枯的说教 ,也不似谢灵运那样常常拖上一条玄理的尾巴 ,而且以一种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形象生动的方式表达出来 ,给人深沉的回味与思考的余地。因而陶诗是脱出了“理…     

读李漫笔(三则)

李白诗风,从总体上看,复古倾向较为明显。兼之他又有一些这方面的议论,故古今论言多以之为复古派或“以复古为革新”的诗人。《古风》其一即为常所征引的重要依据之一。 胡小石先生在《李杜诗之比较》一文中引孟綮《本事诗·高逸》载白:“(兴寄深徽)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而评之云:“这是他崇经的门面话,他所作以七言诗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坏。”实事求是,深中肯綮。继又引“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大我而谁(与)?”及《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数语,并联系李白现存的九百多首诗“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的创作实况,说李白“是一位复古派的健将”,并以所引《古风》其一中语为李白“论诗的大主张”。     

读《红楼梦十二支曲》札记

<正> 曹雪芹传世的诗歌只有“白傳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残句,是应他的好友敦诚之请为其《琵琶行》剧曲题诗的末两句,偶然地被记录在敦诚的《鹪鹩庵笔塵》上。单凭这两句残诗和曾亲睹曹氏诗歌的密友对他的评语:“爱君诗笔有奇气”、“工诗善画”,有人认为未能证实曹雪芹是一个“能写好诗”的诗人。但是,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里面,却有大量的诗词歌曲。尽管好多诗词为了适合情节和人物性格的需要,呈现出妍媸不一的情状,却均出曹雪芹的手笔。很难设想,一个对古典诗词     

金圣叹律诗分解说探析

穷困潦倒的金圣叹穷尽力气要评点六部“才子书”,但仅完成了《水浒》、《西厢》便绝命于“哭庙案”,临终前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的诗句,看来他的唐诗分解是意外的收获,对此他颇有些自负:《与徐子能增》中说:“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经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而已解也。”他认为诗的分解是很重要的,《唱经堂杜诗解》中《赠李白》一诗的注释说:“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与顾掌丸》中有:“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之严,真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     

《沧浪诗话》中“别材”、“别趣”说之我见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上引《沧浪诗话·诗辨》中的“别材”、“别趣”之说,是最为后人争论之点。誉之者云:“宋人谭艺半陈因,独有沧浪得解新”;毁之者云:“目翳者别见空华,热病者旁指鬼物,严氏之论诗,亦其翳热之病耳!”追究历来对于严羽“别材”、“别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