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鸟兽名称所指考 16 条简

古籍中兽名“天狗”是今狗獾，“龙羊”是盘羊，“活褥蛇”、“褥特鼠”是红颊檬；鸟名“信天缘”、“信天翁”、“青翰”、“鹚”、“鹛”是苍鹭，“鸽”、“鸽鸹”、“赤颊”（鸽鸡）是白枕鹤，泽虞是骨顶鸡，鸟臼是燕卷尾。     

重德-重智-德智并重：新中国道德建设的逻辑三段论

所谓“德”，是长期形成的、靠内心善恶观做标准来约束人行为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所谓“智”，是人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德”与“智”两个方面，是文明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德”是“智”的根本保障，“智”是“德”的外延，二者是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即“德”中有“智”，“智”中有“德”。     

“阿堵”的意义及流变──兼论“阿”、“阿谁”的意义

《世说新语》中的“阿堵”为远指代词，相当今天的“那个”、“那里”，它的源头是“何处”；作为远指代词，魏晋演变作“阿堵”，唐宋元时作“阿底”、“兀底”，今方言中作“兀搭”；作为疑问代词的一支，古书或作“何处”或作“阿堵”，今方言中作“阿搭”、“阿坨”等。“阿”是“何”的同音通假，意义发展或作疑问代词，或作远指代词，不是传统所说的语气词。“兀”作为“阿”的音变，是远指代词，也非语气词。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分层研究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早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该结构依据“是”的不同性质，可分为“主谓式”“主宾谓式”“宾谓式”三种。对上古汉语文献分层比较后发现，“主谓式”只存在于春秋前，而“主宾谓式”存在于战国以前，“宾谓式”一直保存到东汉。上古汉语中的“NP是VP”结构是不同质的三种结构，但它们都不是语法上的结构，而是语用上的表达结构，其形成机制是由不同语用手段制约的。由于“NP是VP”结构的不同质，其中“是”的语法性质和功能也不同，“主谓式”中“是”为衬音助词，其功能为补充音节；“主宾谓式”中“是”为代词，其功能为复指；“宾谓式”中“是”为结构助词，起着标记词的功能。     

清代冕宁县衙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冕宁县衙档案开始时间早，时间跨度大，始于康熙三十一年，止于宣统三年，对清代当地汉、藏、彝等民族生活情况有清晰记载，其中俗语词颇多，未受到语言学界重视。冕宁县衙档案中出现的“殴衿”“搕”“团正”“原报”“着落”等五个俗语词意思费解。根据语境，结合传世文献，“殴衿”是“撕烂衣服”义。“搕”是“狠夺”义。“团正”是“地方基层单位的头目”义。“原报”是“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的一方”义。“着落”是“落实诉讼问题解决者”义。考证清楚这些俗语词的含义，消除冕宁档案阅读障碍，补充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     

新闻发言人十项基本素质

中国人信奉“言多必失”。新闻发言人却要以“发言”为饭碗，注定是高风险职业，只有不断“厚德”，才能承载更多；要把握好“度”，明白“上善若水”，同时还要“自强不息”，这是“道”，是新闻发言人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六书“形声”异说

传统的“六书”理论体系中“形声”和“假借”之间存在着名称条例相互错乱的矛盾：“六书”的“形声”在构词上应是动宾结构，与“象声”、“相形”、“象事”、“家意”是同构关系；而按传统的“六书”说理解，却是并列结构，即“形十声”，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形声”由此而误入歧途，错领了本该属于“假借”的条例，同时，“假借”只好削足适履地被错置于本是属于“形声”的条例之前。这种鹊占鸠巢，张冠李戴的错乱，造成了许慎“六书”内部以及它与刘歆、郑众“六书”外部之间的矛盾和混乱，致使“六书”理论在整体上与汉字孽乳的实际历程不相符，所以，必须对经典的“六号”理论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清理，只有还“形声”以本来面目，“六书”理论体系固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呈现，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属性是极为关键的。     

太史公“河山之阳”辨释

“河山之阳”中的“河”，指的是韩城市城南的“沆水”，“山”指位于旧时夏阳县西北的“梁山”，“龙门”指位于“梁山”之阳，高门原南界的“龙门砦”，“梁山”，“沆水”，“龙门砦”是旧夏阳县的管辖区域。     

《中庸》中的“中庸”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是内敛的高明，而不是无能的“平庸”；“中庸”是“道义”的“中正”，而不是不恩进取的“中等”；“中庸”是处世的“中和”，而不是软弱的“折中”。     

万夏诗歌：1980～1990宿疾与农事

以“宿疾”和“农事”为切入点，可探讨诗人万夏在上世纪8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重要转向。万夏的声音是复杂的，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但又属于任何团体：他是“莽汉”但是短暂的“莽汉”，他是“非非”又不是“非非”，他是“整体”，又不是全面的“整体”，他最终落到“汉诗”。他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他艺术的综合性，而这种综合性中的大部分是中国文人的品质，小部分是西洋式的先锋。     

一生多半在车船--李笠翁“苦游”四海

李笠翁一生不断搬家和出游，自谓“一生多半在车船”，当是实录。单说长游，就有五次：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四年间游粤；紧接着是康熙五至七年游京师连着游晋秦；回金陵住了一年多后，于康熙九年游闽；又隔一年，游楚；最后是康熙十二至十三年第二次游京师。此外，笠翁还在68岁高龄时，于贫病交加之中作了一次湖州之游。在别人，外出大都是“乐”游；而在笠翁，则是“苦”游。在别人，是衣食无忧，到外面长见识，增阅历，或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在笠翁，则是去“就食”，即像牧民“逐水草而居”找饭吃。别人是“吃饱了饭”去游玩“消食”；而笠翁却是“饿着肚子”出游“找食”，自谓“为饥驱而走四方”。当然，“苦”中有乐，“饥驱四方，遍历名胜”；同时也有收获———除“化缘”得“食”之外，还收获了诗文，也收获了友谊。但是，笠翁出游，“苦”是主打，“乐”是陪衬；“苦”是正业，“乐”是副产品。     

效率与公平也要合理配置——米德著《效率、公平与产权》读后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米德精辟地分析了二者的“两难困境”及合理配置，“效率”与“公平”也是我国经济改革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优先”是应当的，但万万不能忘记“兼顾公平”，米德关于“效率”与“公平”要合理配置的见解，给我国经济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浅论尼采对“理性”的批判

尼采认为，“理性”源于逻辑的虚构，其内容是错误的堆积。首先，“理性”的基石──逻辑是不可靠的，世人对逻辑的迷信是“理性迷途”的开始；其次，靠逻辑营造起来的整个“理性”的认识体系也是不可靠的，而这一体系所体现出的价值观，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更是骗人的谎言。在他看来，“肉体”或“生命”才代表着真正的“理性”，才是人类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出发点。他的“非理性”提倡的就是尊重“肉体”，高扬“本能”。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涵内核和价值核心

（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涵内核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以人为本”的“人”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只是“本位”，更是“根本”，是人的价值与人的意义之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这些古人姓什么

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句（二）

问方式的疑问代词常用“怎么／怎嘛”的合音形式“咋”、“作”、“啧”以及省略形式“怎”等，少数方言用“阿地”“得嗫”等。问原因的疑问代词有两套，一套是“怎么”、“咋”、“啥”、“甚”等，另一套是“（因）为啥”、“（因）为甚”、“（因）为什么”等，少数方言用“阿”和“争”提问。问程度的疑问代词在晋方言中一般用“多”，少数用“多来”、“多嗫”、“多待”等。“咋”是“怎么”的合音形式，“作”、“争”可能是近代汉语疑问代词“作”、“争”的沿用与发展，“作么”的产生时期应比“怎么”要旱。     

现代汉语中的语素和词素不是同一概念

文章认为“形素”、“词素”、“语素”这三个术语同出一源，都来自西方语言学中的“moypheme”，但所指不同，“词素”、“语素”并不是在语言单位的同一层面上，“语素”是和“词”平行的一个语法单位。“词素”是词的构成成分，是由词切分出来的下位单位。不能因为汉语词的确定存在诸多问题，而“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语素”的确定先于词，就用“语素”取代“词素”。     

从《哈佛演讲》到“七·一”讲话──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方略充分体现在其“哈佛演讲”和“七·一”讲话中。“天人合一”是德之源，“自强不息”是德之本，“爱好和平”是德之兴，“独立自主”是德之制，“团结统一”是德之成，“虚心学习”是德之柄。德法兼治，中国必将如鲲鹏振翅大展宏图。     

哈特“内在观点”的康德伦理学之维

哈特对法律规则关注的视角从“坏人观点”转向“内在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诠释学转向，从而完成了法学领域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内在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自律”，持“内在观点”的人对待法律是“出于义务”；“坏人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他律”，持“坏人观点”的人对待法律可能“合乎义务”，但非“出自义务”。“内在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定言命令”，而“坏人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假言命令”。     

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

“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