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参与、共享视角的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在执政基本思想、执政理念、路线方针和管理手段上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并用"社会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从福利为本到资产为本:社会政策发展的新趋向

社会政策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是政府直面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劳资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权利,实施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可以说,社会政策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都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重要使命.从历史经验和各国或地区的实践来看,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社会政策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社会政策有效地缓解了贫困,增进了社会福利,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优化大学生就业社会环境的宏观思考

进一步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扩大就业岗位,拓展增加就业范围;增加就业弹性,扩大就业容量;制定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增加对就业的投入,加强就业指导与服务;加强大学生就业的立法,实现就业市场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制定大学生创业与到基层艰苦地区就业的政策;健全大学生就业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社会组织发展:相关社会政策评析、约束与调整——社会政策视角的分析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管理必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和政策空间中进行,政府对社会组织制定的社会政策直接影响着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当前我国与社会组织相关的社会政策具有准入政策多而监督政策少、口号性支持多而实质性支持少、软政策多而硬政策少的特点.通过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拨款、补助、政府购买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政策,社会政策成为社会组织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但同时,社会政策所带来的身份限制和部门限制也成为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约束.社会组织对政府及其社会政策的高度依赖导致自身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特点.     

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及其优化

当前,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呈现"突发事件爆发--公共舆论广泛关注--政府及时回应--社会政策快速制定出台"的路径.这是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对我国当前社会政策制定实践有积极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优化完善主要围绕加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能力进行.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角色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

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应当既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是政策执行中政策目标指向的客体。如果以"嵌入性—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来描述公众与社会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关系,则建国以来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先后经历了非嵌入的受益者、非嵌入的受损者和嵌入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阶段。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转变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现状,也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未来趋向。     

大国崛起的逻辑: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英、德两大国崛起的启示

经济增长、大国崛起与社会和谐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社会和谐是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宪政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制度系统的有机结合。英国崛起的长期动力就在于和谐社会的确立,而战后德国奇迹也在于产权制度的保护及社会和谐关系的确立。但福利国家的大政府体制抑制了产权制度的有效发展,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削弱了公民社会的活力。英国经济再度复兴是因为进行了有效的政策调整,转变了政府职能,恢复了政府的产权保护功能,而德国经济的困难与其政策调整受阻,产权受到侵蚀、公民社会缺乏活力有关。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现代化视域下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社会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日俄势力的渗透和挑唆,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加深了内蒙古的落后局面;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内蒙古地区,使内蒙古由蒙古族游牧社会逐渐向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多元化社会转变。在清朝推行"新政"的形势下,为振兴蒙古族、救亡图存,内蒙古地区也开展了图强新政,开启了内蒙古的现代化之路。     

1627－1636年间后金（清）与朝鲜关系演变新探

1627-1636年间,是朝鲜由明朝的附属国转变为后金(清)的附属国的关键性十年,这种转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充满了朝鲜欲脱离后金与后金反脱离的斗争,而且矛盾愈演愈烈,以战争为开端的半附属关系,最终又以战争使之完整化.在东北亚局势动荡时期,朝鲜如何处理外交事宜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正式提出后,晚明史研究便关涉其中,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成果丰硕。综括起来看,相关重要研究视角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的视角,核心是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追寻。二是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从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论,更多转向中国本土经验。三是社会的视角,导向多元结构的认识。四是全球的视角,一个整体概念的确立。通过对各主流研究视角的归纳梳理,其实还可以探寻出另一种综合视角,即沿着明代白银货币化——社会经济货币化——近代化——全球化的路径,以货币为引擎,以市场经济萌发为背景,晚明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元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它也可以概括为一个过程,即货币化;一个趋向,即近代化;双重使命,即走向近代化、全球化。     

陈维崧家世考述

陈维崧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和骈文家。他的家族 ,与晚明的政治关系极其密切。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排比钩勒 ,考述了陈维崧的家世 ,展示了其家族主要成员在明末清初山崩海裂般的动荡年月里的遭际和性格 ,有助于对陈维崧本人的思想和创作的理解和研究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清代陈州府的慈善事业

清代慈善事业承袭明制,总体较为繁盛。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州府,慈善事业在清代亦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为慈善组织数量较为可观、功能较为齐全,参与主体亦相当广泛。其机构设置涉及养老、济贫、赈灾、助丧、慈幼、助学等各个方面;其创办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和民办;其资金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主要有官方资助、个人捐赠和商业化运作收入等三种筹资渠道。陈州府慈善事业的兴办是官方倡设,官绅、官民互动的结果,其运作发展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是较为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