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公共生活伦理建设之维

公共生活伦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围绕着公共利益"如何有效地实现"、公共生活"应该怎样趋善"的目标进行。公共生活伦理主体建设、公共生活伦理的环境建设、公共生活行为准则即公德建设、公共生活伦理制度建设等几个方面内容,是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的最主要内容。     

社会公共伦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公共领域的重大转型和一系列变革,由此带来了不少尖锐复杂的社会公共伦理观念的冲突。公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社会财富观念问题、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救助与福利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等,都需要公共伦理学的解释和关怀。公共伦理需要寻找最基本的道德视点,作为处理各种伦理冲突的基本价值观,并确立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构建公共伦理秩序。当代中国公共伦理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伦理建设,关键在于切实加强对身处公民社会发育和实践历程中的全体民众进行现代公共道德观念教育,并使其长期化、制度化。     

浅析《礼记》日常居住生活的公共伦理

居住生活的"公共伦理"为人们在日常居住的公共领域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及应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礼记》中的"公"既有先秦早中期对国君的称呼及其管辖的共同体之义,亦有晚期表达"公平"的伦理含义;居住的"公共领域"包括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和围绕居宅的公共领域。通过居住空间的伦理分割、公共举止规范和交往语言禁忌的方式,"礼"塑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为是非判断的道德感,获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的秩序。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可能性的证明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公共管理到行政管理再到公共管理的历程。人类伦理关系的普遍性决定了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研究伦理问题的必然性。但是 ,2 0世纪的行政学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否定了伦理研究的可能性。随着行政学理论的发展 ,以及公共行政从政府管理推广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课题。揭示公共管理伦理产生的可能性 ,对于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忽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关于建立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公共健康不是个体的健康问题,但它与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体的健康不无关系。公共健康伦理是指个人、团体、国家对公共健康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或者说是个人、团体、国家在对待公共健康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威胁公共健康安全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从个体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有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大众传媒的公共责任——关于公共领域构建过程中大众传媒公共责任的理论论证

作为自由平等公民提出公共问题、澄清公共议案、展示公共理由、进行公共监督、达成公共共识并形成公共舆论的空间,公共领域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民主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作为民主社会公共领域构建的主导性力量,大众传媒具有公共责任对政府施政行为提出公共质疑,进行公共监督,有义务使政府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得到公共运用。大众传媒对政府公共权力的批判性,来源于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大众传媒的独立性,不仅仅来源于其经济运行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而且也来源于大众传媒从业人员职业伦理和理想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的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公共管理中的制度和措施对于处理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是一种框架和原则规范,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公共管理活动中以伦理精神作引领、以道德意识作指导去做出管理行为的选择,即进行相应的公共管理伦理研究。文章力图从公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管理的伦理趋向,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层制及其人文救治进行一定的理论阐发,并结合中国目前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现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中华耻感文化对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意义浅析

耻感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华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耻感文化有助于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耻感文化有助于激发人的进取、向上精神;耻感文化有助于强化主观道德修养,加强自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吸收和发扬耻感文化的精华,对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促进全民道德水平提高,对落实"以德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状况探析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在其统治中国的13年时间里,由于辛亥革命的余波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变革,国民的道德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民国初期的社会进步,道德批判、道德重设、道德救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变革破除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民主与科学的加入加速了中国社会道德现代化的形成;它完善了社会道德理论和实践体系,更加有利于启发人们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自觉性.同时它也呈现出政治化、启蒙性、思潮性、批判性、科学性、夸大性的特征,这些都是当时历史的产物.     

社会稳定视角下的官德建设

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 ,“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后发型”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官德缺失、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问题。官德缺失会造成执政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 ;危害经济建设 ,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严重毒害人们的思想 ,败坏社会道德风气。保持社会稳定 ,必须坚持“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强化官德建设。     

论如何化解当代生命科学研究的伦理风险

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 ,也使人类面临着一系列伦理风险。为摆脱风险 ,必须在科学研究自由与伦理调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不断强化科学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并充分发挥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外在监督作用。最后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尚须在专业领域与公众中大力普及生命科学伦理。     

试论我国公民伦理道德教育

公民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世界性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根据当前我国公民伦理道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应从培养公民意识(包括平等意识、主人意识、权利和义务意识),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和尊重公共生活准则的公共伦理态度,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加强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等几个方面入手,并找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道德信仰的哲学基础

道德信仰在伦理学体系中的缺失,使得道德的神圣感不复存在,人生的意义难以寻觅。信仰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的回归,道德则是对"道"、对"伦理普遍物"的追求、分享,是使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合一的冲动。道德与信仰的结合在伦理,道德信仰最终实现在个体对实体性或普遍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兼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道德依据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执政行为的合道德性必将对执政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合道德性已成为当代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受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越发强烈,它迫切要求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寻求更多的道德依据,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正好回应了这种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     

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性探析

制度伦理就其内涵而言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辩证统一。制度伦理在我国兴起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市场经济本身蕴涵的制度伦理性有利于保障市场经济的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