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语境中民国史小说创作论

市场经济对民国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消除了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差别,作家只能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发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另一方面市场规则的运作也使民国史小说强化了色情、暴力与神秘等内容,从而构成了另一种限制。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革命星空的覆盖与存留--论十七年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新中国的建立,确认了民国时代的基词与中心,并决定了当时作家书写民国时代的目的,而“史传”、“诗骚”的小说传统则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资源,十七年小说最终建立了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象,并借助超空间隐形叙述制造出历史客观化的阅读效果,从而使民国时代覆盖在革命的星空下。其中独特个人记忆的存留保证了小说的最低限度的审美意蕴。     

作家自我定位与九十年代民国叙事小说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家自我定位于普通大众,他们便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扫描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但普通大众的自我定位也使民国叙事强化了色情、暴力、神秘等内容,这是对民国时代的另一种着色功能,与覆盖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的民国叙事殊途同归。     

论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小说

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从清末到民初:鲁迅生活轨迹与思想脉络探微

用"民国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进行重新梳理,是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新的历史时期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它为我们重返历史,回到民国话语情境中去研究民国时代的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鲁迅在清末民初的生活轨迹,探寻其对于鲁迅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对这一时期鲁迅生活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透过"民国视野"走进真实的鲁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

正最近几年,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文化热"悄然出现,民国服饰、民国建筑、民国故事、民国人物、民国历史……这一切缘何而来?因为怀旧?因为好奇?因为历史的循环?在作为社会文化心态的"民国热"之外,我们更应该看重一种学术文化的自觉:同样是在最近几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30年多前中国学界开始将"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着手研究时,官定的研究对象是民国统治阶级的历史,意在避免与同一时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交叉或重叠。近十数年来,"民国史"逐渐扩展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无论在朝与在野,无论"革命"与"反革命",亦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只要发生于1912-1949年间,均被纳入"民国史"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史"     

政治史视野下民国边政研究的几点认识

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理解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与现实经纬。民国边政研究是一个平行与递进、复合而多维交织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长期积累及演化轨迹之继续,亦呈现出与以往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全新的特质;边疆危机的刺激及西学的影响,既是民国边政研究兴起之关键原因,也是民国边政特质的重要体现。民国边政研究应特别关注政治史、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北京政府时期的边政实践等相关领域的探讨。深化对民国边政的研究,从多元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阐述中深刻理解"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可对当代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丰富的启示。     

景观、风物与怀旧式想象——论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当代塑造

曾是民国首都的南京,是海峡两岸有关国族记忆的共同还原点,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深重灾难的象征。当代华语电影中的民国南京影像,可分为辛亥革命、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历史视阈中的民国首府南京、"南京大屠杀"历史背景下的"人间地狱"南京,以及淡化历史背景、追忆民国风情的"怀旧"式南京。在这些影像中,宏大的民国城市景观带过了具体的市民生活,风物展示的本土民俗性掩盖了民国都市的现代性,基于民国风韵的怀旧式想象遮蔽了城市影像的民族主体性。究其原因,在民国南京的"记忆治理"机制中,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宏大历史叙事和追求历史细节真实的"国难叙事",限制了民国南京影像的表现空间和其得以承载的话语蕴藉,使得南京城市影像在银幕中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和表现性。     

历史哲学的可能性及其理论建构——基于哲学与历史学学科属性的对比

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哲学凭借概念展开推理,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侧重于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相互攻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观点。克罗齐主张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但认为历史哲学不能成立,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历史哲学不仅可能而且具有内在的结构。     

学术生活断片

1960年代不知不觉培养了朴素、节制的文体意识。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步开始寻找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文学的“外部”与“内部”不再是互相分离的因素,文学也不仅是作家作品,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当代文学史学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求更妥切、有效的学科概念与叙述方式,另一是对原有的概念和叙述方式的清理。前者着眼于寻找更合适概括以取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后者则是留住这一概念以真切认知它的历史。我觉得自己有一定条件做后面这项工作,也就是“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试图呈现这些核心范畴和叙述方式的内在逻辑,揭示它们如何建构自身,产生怎样的文学形态。     

实践理性: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哲理意蕴

二月河的清帝历史小说能够赢得接受大众的广泛认同,缘由之一就是他在艺术与历史的有机融合中以清醒的哲理意蕴追求,突出了对人的生存与生命意义的关注,即人的实践理性精神的张扬。这种实践理性精神正是康德倡导的超越了感性欲望和个人幸福与自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志动机下的行动意识。它集中体现在二月河对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雍正皇帝及辅佐他们的一批重臣贤相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由此进入文本,也许可以克服那种拘于历史事实或囿于宏大历史叙事的某些偏见。     

史传、讲史、章回小说创作目的之演进

史传的创作主要在为天,讲史主要在为民,而章回小说则主要在为己,这些不同的创作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文体面貌,而创作目的的变化也正是史传发展为讲史、讲史又进一步发展为章回小说的重要因素.     

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论20世纪女作家的历史女性叙事

五四以来女作家走进了历史女性叙事的行列,打破了男性独霸历史叙事的局面,女性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不仅使女性群体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也构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挑战、修正、颠覆、补充。在这百年中,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叙述与阐释也受社会风潮、时代话语的规约,但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自我主体的探索始终是女作家历史叙事的中心。     

论毕飞宇小说的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贯穿毕飞宇整个创作过程,对历史的强烈质疑构成了毕氏小说反复吟唱的主旨之一。＂人的贪欲推动历史的轮回＂颠覆了传统主流历史观,人类的弱点与缺陷撕裂了理性的光环,＂重新启蒙＂是毕飞宇历史叙事的终极目标。     

突入历史间隙的女性言说——试论女性新历史小说

女性新历史小说是女性对于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一种突破,在这种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女性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作为言说主体,揭示历史对女性的遮蔽与改写,质疑所谓历史客观真实,大胆虚构,建立起女性的历史叙事。     

个人话语对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

姜文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个性印记＂,他用＂姜文化的电影语言＂演绎着自己对历史的记忆,以全新、颠覆性的视角来重新讲述历史。姜文的三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以极具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构筑起独特的个人话语空间,消解着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直指那段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动荡、荒谬、压抑的历史。     

记下历史转身的瞬间--解读南非当代小说家库切的小说《耻》

南非当代白人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是一个具有双重乃至多重文化品格的作家,南非的本土文化和欧美文化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这种独特的文化品格使得他在创作小说《耻》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从叙事策略上来看,这部小说既立足于再现当代南非生活,又在表现的深度上超越了纯粹南非现实生活的羁绊。从叙事的视角来看,他借对作品的主人公卢里———一个白人殖民者后裔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窘境的描写,力图真实地记录南非消除种族隔离这个特殊的历史变革带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上的改变和冲击,其中一个个瞬间的生命感受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