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人文特性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意义

"浙商"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存在和发展的局限也在于其人文特性.关于"浙商"人文特性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感知,可以概括为"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浙商"基本人文特性,"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个众"与"和合"统一的"浙商"总体人文特性.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和结构的"浙商"人文特性,对于反映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浙商的自然社会来源及其生成机制

作为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商八成来源于农民.在三组多元博弈关系中(创富欲望和管制恐惧的博弈、自主经营活动和强制性生产的博弈、行为选择与路径依赖的博弈),农民的转换临界点和支付的社会成本最低,而农民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则成为浙商演化的历史起源和逻辑起点."非私经济"是浙商主要的法人来源,市场主体的发育和经营主体的成长互为因果,这些因素造就了浙商的大面积生长和持续衍生机制.     

商业文学的创作特性与文化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引领了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商人气与文人气在文学创作中开始互渗,以反映商业经营活动、描述商人生活为旨归的当代商业文学创作迅速崛起。在启蒙与揭秘的叙事变革中,商人世界强势凸现,并展现出叛逆与超越的创作特性,体现出特定的文化价值。     

城市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辨析

中国社会转型进程包含了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个基本构成要件 ,但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涵括了更多的社会发展内容。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是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 ,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成分是农民进城 ,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由于中国城乡长期在二元结构状态下分割发展 ,围绕着城市化进程有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需要澄清。     

推动与制约：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双重作用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 ,农民的状况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趋势和进程。在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农民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 ,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力量。这种双重作用是由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决定的。只有实现传统农民的身份转化 ,才能消除农民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农民身份转化将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论浙商的"个众"特性——具有中国意义的主体性分析

“浙商”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现代第一商人群体,具有体现市场经济原发性和国民性的“个众”特性。“浙商”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社会主体,需要对其进行主体性分析。浙商“个众”的主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既有个人的独立自主,又有众人的自发自主,是“个众”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是“个众”的相关性,既包括契约相关性和伦理相关性,也包括地缘相关性和亲缘相关性等。独立自主性与契约相关性的统一形成典型的市场主体性,而与伦理相关性以及地缘和亲缘相关性的统一则形成特殊的社会主体性。浙商的“个众”主体具有对市场获利机会的敏锐性和竞争性,以及个性与共性、刚性与柔性统一的“方圆”特性。     

林超

林超，浙江温岭人，是黄山浙商中一块掷地有声的品牌，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一个关注农民致富的商人。20多年前。他来到歙县创业后又辗转合肥，成长为一名资深的建筑商人。就在他的建筑事业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出人意料地悄然淡出，转而把目光投向歙县上丰花果山农家乐旅游及歙县名城文物景点的开发。林超说，黄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开发农家乐旅游有利于农村资源的整合，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促进农民增收。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

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近代,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变革的转型过渡时代.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有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社会力量,有的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势力,还有的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不能以进步与反动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商人,即是这样一种新兴的群体.对于类似这样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而应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本文仅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特点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略作论述.     

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公民社会转型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意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种乡村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乡村市场体系或者私人领域。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当代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农民的公共性诉求,又要实现乡村的市场化。在当前世界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预示着乡村公民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合作组织涵盖了两种领域,因此成为乡村结构转型的典型性路径。     

浙商竞争力的解析与提升

浙商竞争力有其构成要素、作用机理和表现形式,目前浙商竞争力既有优势又存在问题;浙商竞争力提升的成效取决于浙商是否选择提升竞争力的行为,这一选择又取决于市场环境和浙商对市场信息的解读;因此,提升浙商竞争力必须改善市场环境和提高浙商素质,构建提升浙商竞争力的动力机制.     

古典式市场化的终结——浙江省制度变迁的现状与对策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提出走出古典市场化,走向现代市场化的见解。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均衡、法治,以及符合均衡法治要求下的持续活力。为此,要加快促进制度变迁．首先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联动,形成均衡协调的改革进程;其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进一步形成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呼应的改革进程;第三是以制度建设为主,加快提升法治水平,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改革进程。     

浙江服务业发展状况分析

对浙江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发展机遇、服务业与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服务业制约因素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发展浙江服务业的若干建议。     

关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人格定位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主体的伦理定位。企业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既享受市场带来的利益,又要对市场负应有的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同时具有经济人格和道德人格。这种定位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清代及民国时期浙江茶叶初级市场与出口茶埠变迁

清代及民国时期是浙江茶叶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时期。受茶叶外销的刺激,浙江形成了散布产区、较为广阔的茶叶初级市场。产区所产茶叶集中到初级市场后,再汇集到宁波、杭州、温州三大茶埠。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浙江茶叶经济无论是茶叶生产、茶叶初级市场,还是出口茶埠,最终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青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力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标 ,也是当代青年的共同理想。青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力军     

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再论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

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商人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使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义乌模式"的优势,在于交易方式的专业化,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交易形成了信息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确立了义乌小商品的低成本优势;尔后,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换组织成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工业化、城市化路径.     

科学制定涉海规划生态利用围垦滩涂

有效利用滩涂围垦推进四大建设,对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建设海上浙江,使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带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都有积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浙江围垦滩涂利用的现状,指出当前围垦滩涂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围滩涂资源潜力已十分有限、不合理开发带来生态环境压力、近岸海域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关于浙江经济发展战略提法的建议

战略提法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是对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凝炼。基于浙江省发展转型的要求,对下一阶段浙江经济发展战略从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优化器、对外投资是经济价值链的提升器等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以创业、创新和浙江精神为战略支撑,提出"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一个颇有新意的浙江经济发展战略提法。     

意识的形成与演进:经济学的观点——兼论浙江地区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

在经济转型中,有三种主要的社会意识存在,即小农意识、计划观念和市场意识。这些意识将通过影响人们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以及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来影响经济,同时,不同的意识也影响着不同的劳动供给。可见,不同的意识或观念不仅关系着人们的收入水平,而且影响着一个群体或区域的发展。由于不同的意识对产出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及其用于表征意识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也具有不同的内在激励机制,因此,探讨意识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及其约束条件,将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转型过程中,浙江地区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因此,本文企图结合浙江的情况,从演化的角度分析浙江地区的市场意识替代原有的小农意识、计划观念的各种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