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

探讨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必须明确其目标、原则和内容以及相应的行政法制要求 ,这对于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消极影响依然普遍存在,阻碍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顺利进行.要肃清这一危害,就必须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深刻认识和分析各种消极影响的外在表现,积极应对,寻找出路.     

论善治权力观

官德的根本内容是树立理性的公共权力观,树立这种理性的公共权力观需要转变治道范式,因为一定的权力观附属于一定的治道范式.善治作为新兴的治道范式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治道范式和现代行政治道范式,是专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特定范畴;善治参与者自愿组成善治实体,构建的是公正的管理交往结构和管理交往关系、管理交往秩序.因而与善治范式相适应的善治权力观在权力起源观、权力关系观、权力运作观、权力制约观等有关权力本身的各个方面都与统治权力观和行政权力观分道扬镳,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人民性的在今后长时期内我们应该努力树立的正确权力观.     

“善治”与行政伦理精神的彰显

作为现代德性治理的新模式,＂善治＂涵摄了诸多行政伦理的价值因子,为行政伦理精神的彰显及其作用的发挥预留了相当充盈的空间。行政伦理建设务必要从制度规范和行政主体两方面入手,不断健全＂善器＂和培育＂善人＂,从而最终达致国家和社会的＂善治＂。     

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行政参与路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和模式在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全球行政民主化大趋势下,对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进行了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而是对公民行政参与--"行政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思考.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论

本文对国外不同国家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 ,阐述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优越性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完善的措施     

行政分权与行政主体多元化

行政权是行政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它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其他行政法范畴的内容。行政分权化是现代各国行政的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行政主体也随之呈现多元化趋势。文章在分析行政权之发展及行政分权之兴起的基础上,对行政主体多元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

用善治理念改革公共行政体制的浪潮已在全球兴起,中国也不例外。应将政府管理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设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这要求在政府与社会、市场关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重点推进改革。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论略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实质在于官民利益的对话空间,从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四个基础论述官民利益对话空间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得出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最大特点在于开放性。最后又提出了制约我国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三个因素。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试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依据

诉讼调解是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载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对于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质疑和权利制约权力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的支持,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现行<行政诉讼法>已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修改势在必行.为弥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受案范围和裁判方面的缺陷,我国应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行政综合执法界说

行政综合执法是当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但对其含义、特征等学界尚存争议。本文认为,行政综合执法,是在原有行政执法体制上嫁接出的一种新型执法制度,是指一个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授权,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职权,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全面管理的执法行为,具有精简、高效的特征。     

行政合同与行政法治互动关系探讨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是政府利用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合同的出现是政府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权机动性和行政手段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在本质上并不违背行政法治,与"行政法治"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推动着行政法治由形式意义向实质意义发展.同时,行政合同要受制于行政法治,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论行政法权利及其保障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必然具有相应的部门法特色。行政法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私人主体所享有的、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私方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具有不同于私法权利的部门法特征———其享有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可以放弃,但不可自由让渡;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能自力实现性;要求特殊的法律保护。行政法权利不同于私法权利,也不同于行政权力,其实现需要特殊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的保障。     

论法治框架下的行政执法责任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其背后所依赖的强制权力的特性也越来越凸显。滥用权力、暴力执法现象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为法学界所关注。然而,目前关于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行政执法制度本身的完善和责任追究方面来探讨,忽略了行政的目的及其在法治框架中的地位和角色。通过分析我国法治框架的依据及其目的,探讨了行政机关在法治框架中的使命,提出建立在公共利益考量基础之上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以期为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浅析我国社会权力对高教系统改革的影响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对社会的作用及功能的发挥程度则取决于它的适度的规模、优化的结构及健全的运行机制等因素。而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所实行的规模大扩招,政府所采取的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还不能充分满足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权力对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的影响,则更有助于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实践,并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协调发展之目的。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案例化

为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规范，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赋予我国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发布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指导案例，对法无明文规定、规定不明，或规定了较大裁量幅度，或具体行政行为易产生差异的案件，省级或以上的行政机关有权发布具有指导性质的行政案例，并赋予行政指导案例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他行政机关在处理类似情形时，应比照行政指导案例进行执法。这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做到同案同处理．以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