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赶超式富强中的国家与个人——基于新生活运动的考察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压力下,近代中国追求富强的路径经历了由强调启蒙个体的"渐进式富强"向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的"赶超式富强"的转向。发起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赶超式富强模式的首次实践。在这场运动中,作为发起人的蒋介石试图利用国家权力全面规训个人生活,以达到"复兴民族、改造社会、报仇雪耻"的富强目标,然而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果却与其初衷相去甚远。国家与个人关系是分析近代中国寻求富强路径变迁的重要视角,也是解释新生活运动"赶超式富强"尝试为何落空的关键因素。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抗战前后民族复兴节初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些国民党员提议把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的日子(12月25日)定为民族复兴节。抗战前后,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节叙事着力建构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和强调统一的政治权威。国民党当局通过民族复兴节纪念来强化民众对“西安事变”的共同记忆,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意识形态,从而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推动蒋介石崇拜运动。不过,民族复兴节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实际效果有限。     

1934年社会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回应——以《申报》为中心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史上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申报》作为近代中国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大篇幅的转载国民政府对新生活运动的政策以及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实施的进程,也对该运动进行了相关的评论,对新生活运动的整体舆论导向是肯定的,并提出了一些改造社会、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

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１９４９年）顾晓英１９３４年２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在全国持续了十五年，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才告一段落。关于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的评价，港台史书一而再、再而三...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经过了组织上与理论上的准备,它是在蒋介石亲自领导和推动下由力行社员负责发起的。之所以在1934年首先在南昌发动,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以及南昌当时的政治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必须注意的是,其目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评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

一、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十多年,最后在1949年准备逃往台湾时,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变成历史遗迹。新生活运动名曰“新”,实则“旧”。说它“新”就是说它把中国传统道德完全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说它“旧”,就是说中国封建的传统     

抗战前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创建及活动

自1934年新生活运动推行以来,各地虽有妇女新运组织,不过内容名称不一致,且工作缺乏联络.为统筹全国妇女新运,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特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聘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指导长.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从事的多为指导与设计工作,各种方案虽多,付诸实践的却少,而且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手法及其背后的动机与负面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批评,不可避免影响到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评价.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新生活运动在甘肃（1934-1937）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并成立了领导新运的机构——新运促进会。新运开始于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终止于1949年2月蒋介石被迫下令＂暂停办理＂,历时15年之久。新运是民国时期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倡导者发挥的个人因素,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摆脱内忧外患的强大动力。新运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三化＂为行动指南。甘肃省新生活运动是在全国新运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新运前期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4~1937年。甘肃省在全国新运的影响下,为从制度上保障新运工作在省内的开展和实施,省政府陆续成立了各级新运促进会,主要内容涉及卫生、救济、禁烟毒、妇女解放等;通过采取宣传、指导纠察、实施检查的方式推进新运的开展。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终身教育:新国民的“洗礼”

民族复兴首先要求民族精神的振兴,要求具有崭新精神风貌、综合素质的"新国民"的崛起;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意识、行为的现代化。没有顺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新国民",民族振兴、社会现代化必然落空。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国国民提出了高素质要求:在政治层面,面对"一超多强"的国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及其特征

蒋介石公开提出法西斯主义是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他在为这个会议所作的“开幕词”中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在蒋介石的带动和鼓吹下,国民     

韩复榘抓女学生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一次,他到学校给学生们作报告,开口就是"俺特地从山东赶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其实质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兴起具有特定含义,它与国民党内黄埔系发起的、以力行社为组织核心的民族复兴运动有很大关系。同时,它与农村破产的历史语境又有很大瓜葛。这套话语谱系的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达,它的出现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族自卑感的投射机制,但与此前相比又有着新的内涵。     

蒋介石国民政府建立一党军事独裁统治的文化原因探析——以力行哲学为视角

力行哲学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思想。蒋介石认为,“行”能创造一切,“诚”是推动社会进化和一切革命之“行”的原动力。因此,蒋介石希冀加强党员、干部、军队、普通群众的伦理道德建设来激发个人“为公”的天性,从而促使国民都能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力行建国,实现民族复兴。然而,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力行哲学不仅内在地削弱了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滑向了精英主义,而且在政策层面上重道德、轻法治,动摇了国民政府制度化的行政基础。所谓的“精英”并没有起到蒋介石所预期的道德模范作用,反在法制真空的环境下为所欲为。由此,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蒋介石的政治文化根本不具备强大的统摄力,从而不得不诉诸军事独裁统治勉强维持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