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论屈原之崇道精神

屈原作为士 ,具备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特点———崇道。具体表现为“以道自任”、“以身殉道”。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 ,屈原不仅在理论上“以道自任” ,而且在行动上“以身殉道”。对于孔子以来建立的“士人”理想 ,屈原有继承 ,也有发展。更为可贵的是 ,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碑     

论杜甫思想对屈原精神的传承

先秦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忧国忧民、正直高洁的人格精神,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对于屈原精神全面加以继承和发扬,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都有十分显著的表现。     

端午与屈原及屈原精神

屈作楚辞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深切的爱国精神,感染国人,影响世界。建议端午节应增加祭拜屈原的仪式;增强端午赛诗的内容;升华原生有形文化赛龙舟等;在屈原乡里建立＂国际端午节研究中心＂,以加强组织,规范其节俗活动。     

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

屈原与贾谊都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他们作为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都能够敏感而清醒地认识现实并预见未来.在赋体文的创作上,贾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艺术精神,重抒写情志,语言瑰丽,情感激切,构思亦与屈骚一致.     

虽不适中,要以为贤——论苏轼对屈原的接受

青年苏轼在《屈原塔》、《竹枝歌》、《屈原庙赋》等诗赋作品中集中书写屈原之死的主题,中晚年以后更有对屈宋辞赋的推崇和评论。可以说,屈原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在苏轼丰富繁多的诗文词赋及其文史论著之中,有关屈原的文字并不是很多,提及屈宋及其辞赋的频率不仅无法与他"独好"的陶渊明相比,而且也远不及庄周、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以及刘禹锡、白居易诸人。这种现象的形成,当与苏轼对于屈原所持"虽不适中,要以为贤"的接受态度相关。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最深厚情感,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深厚的根基所在。而屈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伟大旗帜。他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精神典范。屈原的爱国和忧国忧民,与他的“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平,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之所系、基石所在。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更需要成千上万富有高尚爱国情操的仁人志士。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高举这面爱国主义的大旗,培育全民的爱国情怀和爱国之心,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     

论屈原、杜甫文化精神之承变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屈原、杜甫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甚至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理想实现的途径 ,结果 ,依前圣的准则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屈原因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而著《天问》 ,最后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结束无法得到回答的思考和疑问。杜甫没有产生屈原似的彻底的怀疑精神 ,那些“止于忠孝”、“一饭未忘君”的作品却获得了爱国的意义 ,这是杜甫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鲜明地表现在屈原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中,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认同度,然而楚辞学界却迄今未能形成共识.屈原死因中的"殉国"说时下被点评为在抗战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古为今用".有鉴于此,本文对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内涵进行考察和辨析.     

论苏轼文艺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突破个体化束缚,与原始自然融合。“酒神精神”虽然在肯定生命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但是摆脱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主张直面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并对其进行超越。我国宋代文人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酒神精神”。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以超越的姿态来应对生命的痛苦和不幸,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苏轼的“酒神精神”在其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浅论郑珍早年诗歌创作与苏轼的渊源传承关系——以《秧马歌》和《播州秧马歌》为考察文本

作为宋诗派的中坚,郑珍早年诗作步武苏轼,继之模韩规杜而自成一格.考察其早年诗歌创作,以其早年诗作《播州秧马歌》和苏轼《秧马歌》为考察文本,见出二诗交汇点颇多:同用诗序、同咏秧马、同吟咏要素、同吟咏尾声、用同韵、同用典、同发议论等等.由此见出郑珍早年诗作的习染所自与宗宋痕迹.     

论元杂剧中苏轼戏的结尾

苏轼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天才式人物,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苏轼的一生,其思想比较复杂,集儒、释、道于一身。元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对结局的处理就将苏轼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苏轼与常州

90O年前,一代文坛巨子苏轼仙逝常州。本文围绕苏轼与常州的“缘”,论述了苏轼与常州的关系。对苏轼自首次通判杭州途经常州,至晚年海南获救逝世于常州的重要活动进行了叙述,强调苏轼买田阳羡,归者常州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仕途的厌倦和畏惧.对常州的秀美山水和常州人民及好友的真挚情谊的依恋等等,突出了苏轼与常州的深厚感情和密切联系,认为常州可谓苏轼的第二故乡。     

苏轼与道

本文着重论述苏轼与道的关系,即道家道教对苏轼的影响,苏轼对道家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具体论述苏轼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历史分期;道对苏轼思想的影响;苏轼的道教修炼;道与苏轼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阐述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的承传。     

苏轼与水

苏轼一生与水结缘。在仕宦生涯中,致力于治水、节水、用水,为国家、生民计;在文学世界里,创作了大量与水相关的诗文,提倡自然的审美趣味;在《东坡易传》中,以水载道,建构了体系完整的自然哲学;一生秉持君子如水的高贵品格,抵达了自得、自适的人生境界。     

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综述

2010年6月17日，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在宜昌武汉大学三峡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文对此次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发言的观点和提交论文的内容作一综述，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次论坛盛况，进一步弘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     

苏轼与民间音乐

苏轼自幼热爱音乐,一生与文学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把诗歌创作与民间音乐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给自己的作品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论《施注苏诗》的邵长蘅补注

清人宋荦购得明代毛晋原藏的宋嘉定刊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由诗人邵长蘅整理。邵除删节尚存的三十卷原文之外,还与李必恒对所缺的十二卷进行补注。邵长蘅将补注的重点放在典故的出处方面,指出注苏诗之典是一大难题,并对引诗注诗的风气持保留态度,所补典故出处往往早于宋代的苏诗类注本,还补注了类注本完全失注或不够全面之处。邵长蘅还进一步辨正了类注本的错误,首先批判了分类体例,继而又撰《王注正讹》,驳正了类注本所引之文与原文不符、所引篇名不正确、因附会苏诗而改动原文、所注与事实不符等错误,但同时也存在误驳旧注、持论过苛、态度偏激、学力有限等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