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瞿秋白佚文的简要说明

翟秋白的这篇佚文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6日的“言论”专栏里,该专栏原是该报主编叶楚伧等人的时事评论专拦。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成为国共两党合作、以国民党名义出版     

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前后史料散记——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左联”在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配合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斗争中,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是最早成立“左联”的基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后,同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也成立了北方“左联”,以后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济南、武汉、安徽以及日本的东京,也都建立了“左联”的组织,有的称分盟,有的称支部或小组。     

中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共产党赞同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新三民主义政治原则。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仍然坚持了这一正确的原则,并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是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继承与超越。     

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列宁曾经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色。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开始到“三大”为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讨论,经历了从“一大”时排斥任何其他党派,到“二大”时主张搞“民主联合战线”,再到杭州会议后有少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最后发展为党的“三大”决定全体     

国民党“一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

国民党“一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李殿元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研究中，学术界比较重视子对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１９２１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９２７年“八一”南昌起义等活动的研究，并把其分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些看法无疑...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

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曾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是共产党代我们定的,也是共产党在替我们宣传”。由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决议案、会议记录以及孙中山在一大前后的讲演确实没有提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文字,因此,也有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三大政策名符其实。它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革命需要;它加速了国民革命的节奏。     

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正>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今天,在纪念我们党“一大”七十周年之际,探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和对国民党一大的影响,是很有裨益的。     

关于邓恩铭烈士的族别及其家庭

“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同志,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已历时四十八年。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不许宣传老一辈革命家,致使对邓恩铭及其他我党早期领导者的研究工作,长期陷于停滞或被歪曲状态。粉碎“四人帮”后,这项工作方才有了新的进展。对邓恩铭烈士生平及其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     

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王杰同志在《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一文中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一科学概念首次使用于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中。(《学术研究》1986年第5期)笔者觉得此提法与史实不符。因为我党对三大政策的基本精神,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而最后在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其科学地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首次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内容作了概括,其中就包括“赞助工农运动”、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国民党“一大”与中国近代化

国民党“一大”与中国近代化李峻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曲折漫长，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迄今尚未完成。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曾为此奋斗一生，发起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将中国的近代化不同程度地向前推进着。１９２４年１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汪家圣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被迫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走上抗日道路。国民党一面进行抗日，一面积极强化以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体制。本文试就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治...     

试论国民党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起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止于1946年“制宪国大”,前后历时18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其结果却是“成功之处甚少,失败之处太多”搞得“县政一塌糊涂”。它的实行加重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怨恨情绪,加速了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崩溃,成为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迅速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

“欧美人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是一部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资料,原名“欧米人支那文化事业”,日本人山口升编,1921年(大正十年)由佐原研究室出版,上海日本堂发行。全书正文1371面,目录21面,序文两篇计7面,照片26面,有各传教士集体或个人照片42付,建筑物照片21付,另有全张插页照片一大付。照片中的人物有1866年内地会在中国男女传教士八人的集体照,有1884年穿中国马蹄袖朝服、戴中国花翎、凤冠(均清朝官且制服)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的照相,建筑物方面有奉天的教会堂(Mission Church),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徐家汇天文古、上海广学会等;收罗的面是相当广的。全书正文用五号、六号字夹排,共约12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