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洪宪帝制

有论者谓：日本对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政策是经历了从支持到干涉再到反对的演变过程。其实，日本虽坚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在辛亥革命后希望中国复辟帝制，然而却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日本看来，袁世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大障碍，因而从袁世凯清末组阁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乃至洪宪称帝过程中，一贯采取反袁和倒袁政策。日本的上述政策是导致袁世凯洪宪帝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推行亲英美政策，使日本失去了渔利中国的机会，致使日本对袁世凯政权不满。辛亥革命后，清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其反动政…     

蔡锷：为国民争人格

蔡锷是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的,但一般人并不清楚,蔡锷和袁世凯的渊源由来已久。据梁启超说,少年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还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蔡锷在日本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其他三杰是蒋百里,张孝准,周家树）学成归国后又为各方军阀所倚重，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袁世凯还曾亲自接见以为笼络。     

袁世凯被罢与中外报界舆论

袁世凯被罢事件发生后,列强政府、清廷朝野、海外流亡党人对此反应强烈,其不同态度和立场在各自报纸媒体上得到鲜明的反映。英、美政府对袁世凯被罢深感惋惜和忧虑,与此同调,英、美报界力挺袁世凯。日本政府乐见袁世凯被罢,日本报界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英美和日本报纸媒体对罢袁事件的不同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国内朝野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和海外流亡党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立宪派有些报纸赞赏载沣的罢袁行动,也有的为袁世凯鸣冤叫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紧紧抓住袁世凯被罢的天赐良机,大造反袁舆论,必欲置袁死地而后快,以彻底扫除其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革命派借机宣传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     

论清末日本狱制考察

“觇见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清末,西方列强以清政府狱制不及西方国家为借口,阻碍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放弃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为此,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游历考察西方国家的狱制,以期改革清政府的监狱制度。游历较之留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中日本狱制考察与清末狱制改良,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以近六十本东游日记(清末官绅日本考察日记)为第一手资料,着重考察清末新政时期的日本狱制视察之全貌。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对日本狱制的考察,在清末狱制改良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从五四运动中得到的启迪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夭折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我们民族的灾难沉重,国家政治腐败,社会落后黑暗都到了极点。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中国向何处去,无数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     

试析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

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对德国强占胶州湾和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进行了评论。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福泽认为这完全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交往的现实造成的,日本为了所谓"台湾的治安"也应"租借"福建。对于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福泽在对日本军人的"勇敢作战"大加赞美的同时,认为中国人的"无知无谋"是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将责任完全推给了清政府。福泽对这两次事件的评论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仍然试图以文明开化论为借口使日本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正当化。     

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

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时殷弘，吕磊当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时，中国同近现代国际体系大致隔绝的状态从此结束。由西方列强经两次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构成了一套包含政治、经济、法律、文化...     

转折时期的日本国家战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再探

一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确立的国家目标是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当时采取穷兵黩武政策,沿着“强兵——侵略——富国”的道路,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激烈争夺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     

日本历史上的女帝

从公元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一千多年中,曾经有十代、八位女帝(其中二人两次即位)出现在日本历史舞台上,其人数之多,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日本古代效仿中国之处颇多,但是,若从第一个称帝的推古天皇算起,日本女帝的出现要比中国所谓大周皇帝武则天称帝的时间(690年)早九十八年,亦在朝鲜新罗第二十七代国王暨第一代女王     

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中的作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267年的统治,从而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①今天,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之际,特别不要忘记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中的历史作用和不朽功绩。 (一)湖北新军在清王朝军事力量中的地位众所周知,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对清王朝大一统天下的奠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到19世纪中叶八旗军已日趋腐化,战斗力丧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侵入中国。清军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特别是甲午战争期间,且不…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核心竞争力的视域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如何发挥地域特色

核心竞争力是伴随知识经济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 ,是一种被某单位某地区独特拥有的、能为消费者带来特殊效用、能在某一市场上长期具有竞争优势、带来效益的内在能力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 ,西部地区高校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极好机遇 ,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从核心竞争力的视域看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应发挥西部地域特色 ,从而构建高校核心竞争力     

略论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著录中的得失

国内外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的著录中存在诸多问题 ,特别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涩江全善、森立之及傅增湘、贺次君等先生的著录。因此 ,有必要澄清前人在此问题上所出现的错误 ,并探究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 ,进而为古籍善本书目等著作的撰写提供借鉴     

古地图:见证中国地理大发现——以中国的天文观测与地图测绘技术为依据

通过对《山海经》、《梁书·诸夷列传》等古籍记载的扶桑国、女国、毗骞国等古国地望的考证,以及对唐代《华夷图》、元代《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明代《内板山海舆地全图》及清代《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等古地图的地图投影方式进行研究,清晰再现了中国古代发现世界和测绘世界地图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发现范围广阔、领先世界,在1375—1392年期间采用先进的横轴等距方位投影绘制了精确而完整的世界地图。从古地图中不仅破解了困扰地图学1000多年的谜题,而且见证了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并非传说。     

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

本文认为,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马八儿屿指的是马八儿苏丹国.伯希和认为,西洋琐里国王别里提、琐里国王卜纳的是同一人,两国是同一国.本文认为,两国不是同一国,别里提、卜纳的都是马可波罗讲的马八儿王号Bandi的异译.永乐以后,南印度被维查耶那伽尔王朝统治,所以琐里不仅不见于正史,也不见于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史籍.前人提出,《元史》记载中的至元十八年马八儿王号“算弹”是苏丹的音译.本文认为应是sundara的音译.而延祐元年遣使的马八儿王昔剌木丁即Sayyid Jalal-ud-Din Ahsan.     

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元代前中期,大都城市粮食供应稳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14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大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对此,元朝政府采取了"兴京畿水利、行畿内屯田","籴粟催漕、济屯粮不足","资遣流民、汰减冗官"三方面的措施,以缓解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朝末年的统治危局。     

边缘地带强国与体系性大战

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理论主要从权力消长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体系性大战,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阐释体系性大战。自欧洲"七年战争"以来,在多极体系中,体系性大战必然发生在海权强国+陆权强国与边缘地带强国之间,体系中的其他次级强国则分别加入到这两个阵营中,影响着大战的进程与结果;但是边缘地带强国并不必然会与海权强国+陆权强国发生体系性大战。本文将其作为两个世界政治现象提出来,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总结边缘地带强国的兴衰历程,以期为当代中国这个新兴的边缘地带强国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

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环境公正及运动的地方化理解,有别于西方主流含义,构成全球环境公正和环境治理的前提。本文以一个中国基层农村社区的居民反对当地钨矿开采而进行的上访为例,试图揭示在独特的产权结构下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及行动取向。在这一个案中,少数钨矿老板一方面通过垄断并无偿使用公共资源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却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转嫁给当地。这种“私人赢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感到环境不公的根源。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公众在“环境公正”问题上强调“公平分配”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立法的政治参与诉求不同,当前中国农民在环境公正问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承担相应的集体或社会责任方面。     

元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发微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元政府在大都路核查隐漏土地,目的在于"履亩收税"。这次税粮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在于权贵豪右隐匿人口、影占土地,导致按丁收税政策大打折扣;阿合马被杀后上台的和礼霍孙儒治集团"抑兼并"的道义追求则直接促成了这次土地核查。这一措施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对元代经济影响深远。首先是使得统治者放弃了北方经济政策的自我调整,而把希望寄托在掠夺江南这一层面;其次是为后来的"延祐经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板。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世界城市"诸多指标中,法治是核心要素之一。30年来,中国已走上法治道路,其中大城市的法治建设作了重要贡献。依据世界和中国经验,世界城市的法治化应走"强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应创建"法治型"政府,关键是做好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应创建"服务型"政府,将"职责"置于"职权"的优先地位。北京作为"世界城市",未来仍应十分重视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