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丁汝昌“避战保船”还是李鸿章“保船制敌”

从前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避战保舰。甲午中日海战中,李鸿章究竟为北洋舰队制定了什么样的作战方针?本文认为,甲午中日开战后的一个多月,李鸿章对比中日海军实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综观甲午中日海战的全过程,李鸿章在海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未指示过北洋舰队通过"避战"而"避战"。恰恰相反,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主动"出击"、"截击"敌舰队。即使在威海被围,北洋舰队危急存亡之际,李鸿章还数次命令丁汝昌率领舰队和敌舰队"拼死一战"。因此,"避战保船"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     

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记载的考释——再论刘步蟾在海战中的表现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与日本侵略者的海军舰队在黄海的大东沟海面发生了激烈的海战,史称黄海海战。此役北洋舰队被击沉致远,经远等号军舰五艘,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被击伤,海军官兵伤亡一千余名。在李鸿章的投降路线指导下,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蛰伏港湾.不敢出海迎战,日本海军取得     

赫德与琅威理

赫德很欣赏琅威理的才干，极力向英国外交部、海军部说明，为了英国在华的巨大利益，将琅威理推荐给李鸿章，担任了北洋舰队的总查，期望琅威理能像他控制中国海关一样控制中国海军。琅威理工作相当出色，但他在李鸿章未能满足他指挥实权之际愤而辞职，使赫德大为失望。     

略谈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议定队形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清朝北洋舰队同日本侵略者的联合舰队,在今辽宁海洋岛东北、大鹿岛西南海域,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决战。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黄海海战。对于这次海战的战斗编队问题,曾经引起当时许多国家军事当局的重视。目前,我国史学界,对于北洋舰队的战斗编队问题,亦多有论述。我曾在《淡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和《浅析刘步蟾改阵》两文中指出: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     

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

北洋舰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甲午海战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海战。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从军事战略角度,分析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总结民族流血的教训,意义不言自明。一、关于海权问题1874年总理衙门创议,中国开始筹办近代海军。1885年正式设立“海军衙门”,实权操在李     

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阵形考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究竟采用何种阵形,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纷纭而未得解决的问题.《江苏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二期合刊号上,发表了吴如嵩同志的《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一文(以下简称《吴文》),根据《船阵图说》等资料,对北洋舰队的阵形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读后甚受启发.但是,《吴文》未能全而考察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阵形变化的实际过程,故所得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认为,通过对北洋舰队阵形的全面考察,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确实改变过阵形;(二)北洋舰队接敌时的阵形与议决拟改的阵形实际上并不一致.下面具体地谈谈我们对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阵形的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浅析刘步蟾改阵

我在《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一文中,粗浅地分析了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肯定了泰莱的说法,即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确是“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并由于刘步蟾“信旗所示”的错误,引起了舰队的纷乱,因此,     

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

经过明治维新 ,有了强大海军的日本 ,为了切断中国与朝鲜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 ,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 ,挑起丰岛海战 ,使甲午战争爆发。在丰岛海战中 ,处于劣势的中国舰队 ,进行了英勇抵抗 ,打击了骄横的日本舰队。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中国的旗舰济远号管带方伯谦 ,在作战失利后 ,又放弃了护航任务 ,一味退走 ,致使中方在海战中损失惨重 ,80 0多名船载陆军官兵葬身海底。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李鸿章却畏敌 ,放弃了制海权 ,导致中国在整个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论丁汝昌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前,曾受到“卿贰科道连章纠劾”,抨击他“性情浮华,毫无韬略”,“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中日战争》刊第3册、第67、96页)。并受到革职留任处分。1895年他在威海卫兵败自杀殉国后,八十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异词。有人赞扬他“英名左邓同千古”(《旧廨吊忠》),也有人认为他不谙海事,指挥无能,是李鸿章妥协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统率海军,任令腐化,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应负重大责任。直到最近有的论者还责难他在抗击日本侵略问题上“阳奉阴违”(《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如此可见,怎样评价丁汝昌,特别是如何评价他统率北洋舰队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功过,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正确评价丁汝昌,不仅关系他个人的荣辱,也牵涉北洋舰队广大将士的声誉。本文准备对丁汝昌作一粗浅评论,以就正于大雅。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杨虎城“贸然回国抗战说”质疑

作者通过严密的历史与逻辑分析，说明传统的杨虎城“贸然回国抗战说”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杨虎城将军的悲剧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一个热切的爱国者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不得不付出的重大代价和牺牲，不是或主要不是轻信误信蒋介石那么简单的。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敬仰和怀念杨虎城将军。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杨万里性论的儒学构成

杨万里气学由性学涵衍、又与性学界别,正合乎张岱年先生所论“杨万里,可说是南宋初年独立的思想家,但也与程门有一定联系”。杨万里气学优游于宋代理学的理、气、心、性之间,而出乎性学,提出了“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阴阳亦可去矣”。杨万里性论在面向人间世和立足气本的同时,进而论证了他的性论是“三才体用不息”的道、善、性在体、用、质三个方面的反映。杨万里论性区分内、外,他是看到了性的内在超越和外在客观性的,由此将他自己的性论从善恶论、性本论中析离出来,就不能不是南宋理学有特色的一族。     

社稷为重,亲民为先--论杨时的社会政治思想

理学家杨时在致力于学术的同时亦关注着社会政治.他继承传统儒家学者经世济事之志,积极地出仕为政,试图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挽救两宋之际积弊重重的危局.在为政方略上,他提出知人善任,为政以公;重保仁心,视民如伤;积极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等具体的政治主张.     

略论苏轼的强兵思想(下)

综观苏轼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从出仕伊始,终其整个政治生涯,一直关心着、细审着北宋王朝军政和防卫的问题与需要,形成了一整套合理、实用而又独具特性的强兵思想,包括强兵的宗旨、强兵的要术和制敌的方略。他积极争取强兵思想的实施,以之批评时政,更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实践:惩治腐败,整顿军纪,练习技艺,整军效果达“诸郡之冠”。     

隋修长城和大业初年的国防工程

隋文帝和炀帝都曾修筑长城，炀帝还在太平时节兴修了一批国防工事及其它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企图奄吞周汉成不世之功。然“功业相同仁暴异”，隋场帝超越时代，做当时人民承受不了的好事，终于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统的暴政。     

略论苏轼的强兵思想(上)

苏轼的一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从出仕伊始,终其整个政治生涯,一直关心着、细审着北宋王朝军政和防卫的问题与需要,形成了一整套合理、实用而又独具特性的强兵思想,包括强兵的宗旨、强兵的要术和制敌的方略。他积极争取强兵思想的实施,以之批评时政,更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实践:惩治腐败,整顿军纪,练习技艺,整军效果达“诸郡之冠”。     

杨绛小说中的贤妻良母形象

杨绛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人伦道德的尊崇和切身体验 ,在小说中塑造出一批贤妻良母形象 ,着力从她们身上发掘出流传久远的贤良美德 ,并以她们的人性美、人情美 ,映照出周围可笑可讽的的人和事。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仅能给人以美感和道德启示 ,还填补了文学史上的某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