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学史教育的新转变:在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的互动中感受历史——以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

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元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之一,其特色在于将"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思考与大学文学教育现状的改革相结合。全书以前所未有的篇幅突出了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地位,在文学史与文学原典、文学史与生命体验两个维度上给出了新的思考与启示。它以导读文本的形式,着重培养学生个人的文学感受力与鉴赏力,并由此加强学生个人人生体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契合。它已经超越了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通过还原历史现场、激发阅读体验的方法,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具有"范式性"的思路,从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型升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话语主潮。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阈限、中华民族文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国家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认知的纠偏、回应重写文学史与经典入史及提升中华文学整体品质与彰显中华文学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发生逻辑。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开展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践行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形成厚实的研究案例,成为建设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学史家不断重写中国文学史.芙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及其文学史研究具有独特地位.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于要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要求文学史家运用"历史想象力";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这些观念和方法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陈思和教授学术思想简介

陈思和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二十多年来他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念来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史新概念,如中国20世纪文学的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共名与     

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名

该文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出发并结合语言符号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及相关称谓进行了论析,认为它们的"能指"所表示的共现复合不具有惟一确定性和不可再现性,无法明示该时期中国文学之特质,宜用"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来指称该时期中国文学.该指称同时蕴含着一种理论模式和一种历史视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皆有重大意义.     

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到了大众教育的时代,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科通识教育之基础,必然需要对其知识系统和功能价值进行新的认定。文章对"文学"的概念进行反思,运用比较文化视野来观照文化的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性表述对文学生态的形成发展与互动共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也引出与之相关当代社会文学生态的诸多话题,甚至为一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打通提供新思维和新理念。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关于生态文化学的文学史观——兼谈李钧《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耙犁与深翻,主流意识形态圈定和筛选过的现代文学园地早已被掘地三尺,陷于难以为继的研究困境。如果没有新材料、新方法和新史识,那么不要说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想谈出点新意来也很难。李钧提出的“生态文化学”的文学史观念,强调中性态度、换位思考、往返质疑和主体间性思维,从而使人们能够在历史时空中把握现代文学,在现场或文化场中分析文学现象,知人论世地研究作家作品。这种新的文学史观有利于打破文学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禁忌。更难得的是,作者进行了成功的文学史写作尝试。     

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

一百多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学史实践,催生着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反思和检讨文学史家的工作,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炼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原理性认识,是一门亟待建设和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它与文学理论（亦称文艺学）有着天然而深刻的联系,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互补互促的前提下各自分头发展,有利于这两门学科在当前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壮大。     

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

文章首先对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评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学会议研究的学术意义,考察了文学会议对文学发展的多方面、多途径的深入影响;最后,探讨了新文学史上文学会议的种类、形式及其功能结构,并对如何深化文学会议研究进行对策性思考。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新加坡文学评论与研究生存状态考察

新加坡是最适合研究本土华文文学的国家。从对方修、王润华、杨松年等人的评论作品的评论中 ,可看出新华文学评论与研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它是世界华文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理论批评力量。它在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马华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家对新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编写和作家个案、新马华文学不同阶段的文体研究及文学史资料整理方面 ,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该国缺乏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美学探讨的著作 ,尤其是在重写马华文学史方面 ,不似马华文学界有锐敏的反应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