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孔子之“乐”与“体验理性”的现代意义

由于礼、乐相关 ,孔子的“乐”(音乐 )论在儒家学说中历来备受关注 ,而“乐”(愉悦 )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本人对乐 (愉悦 )的青睐 ,从“知”、“好”、“乐”三种递进境界的分置中可以辨析出来 :“知”道是一种功利的探索 ,“好”道是一种外在的求索 ,“乐”道则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包括客观规律在内的社会生活。这种“乐”论是一种体验与理性的紧密结合 ,它所启悟的“理性体验”对保持现代化压力下的人格完整 ,纠正“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乐记》与中国古代的乐教

《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中的“乐”,为原始性的“乐”,其内涵是诗、歌、乐、舞、的总称。古代儒家首先重视的不是作为艺术存在的“乐”,而是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必要方面的“乐教”。《乐记》反映了先秦“乐教”的主要特点: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反对侈乐;强调音乐演奏的次类相等,反对僭礼之乐;强调闻乐知德、闻乐知风,推崇古乐、反对新声。古代乐教与礼教密切相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礼记·乐记》“声”、“音”、“乐”辨

《礼记·乐记》中的“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由“声”到“音”再到“乐”不仅是一个艺术生成的过程 ,也是一个“同民心”而达“王道”的过程。就精神层面言 ,“乐”和“礼”一样还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有关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学思想。     

《礼记·乐记》“声”、“音”、“乐”辨

《礼记·乐记》中的“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由“声”到“音”再到“乐”不仅是一个艺术生成的过程 ,也是一个“同民心”而达“王道”的过程。就精神层面言 ,“乐”和“礼”一样还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有关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学思想。     

从郭店儒家简谈古代“乐”的形上特征

郭店儒家简揭示了音乐与德行（成圣）之间的关系，启示了“乐”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孔子和庄子都以“乐”沟通天道与人道，以求个体成己成德。“乐”、“诗”、“颂”是一种近邻的关系，“颂”含有强调个体有限性的特征，而这亦导致了“乐”的形上特征。     

《宋会要辑稿》大晟府史料系年订误

《宋会要辑稿》是大晟府研究最为可靠的原始史料,但错误亦较繁夥。如其《乐》三之二六、二七、二八及邓洵武《诸生习乐乞行按试奏》后两道诏书中的“大观二年”当为“政和三年”,《乐》三之二五、二六中的“崇宁五年”当为“大观三年”,《乐》四之一中的“大观六年”当为“政和六年”,《食货》四三之一二中的“宣和七年”当为“政和七年”。     

先秦音乐文化论

先秦音乐文化是我国上古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先秦所谓的“乐”,虽然是由音乐、舞蹈、诗歌结合在一起的,但严格说来,“乐”并非是纯粹的艺术,它包含着宗教、政治、哲学、教育、历史等内容。它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乐”本身。在古人看来,“乐”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动乱、国家的兴衰隆替、战争的胜负、收成(农     

论《礼记·乐记》的“中和”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是先秦时期一篇极其成熟的文艺理论论文。我们可用“中和”二字来概括其文艺思想。在历代儒家心目中,“中和”是个人品格修养、文学艺术作品和治国平天下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最高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乐记》明确辨析了“和乐”与“淫乐”、“道”与“欲”的关系,它虽以乐为名,却礼乐并重。“乐”是德音,凡是堪称为“乐”的文艺都应具有和谐中正的特征。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墨子“非乐”观新透视

墨子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非乐”，其关注的不是乐本身，而是乐的实际社会功效。墨子之“非乐”，主要否定的是不合其政治目的、经济功利和道德追求的礼乐，是完全从政治、经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乐”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作用和价值的彻底否定。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原始《韶乐》形制考

对原始《韶乐》的艺术形制 ,古人的看法并不清晰。郑樵认为《韶乐》有舞无辞 ,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通过考察古代文献 ,结合近现代学人以及艺术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 ,《韶乐》有诗、有舞、有乐 ,是视觉与听觉的综合艺术 ,其艺术形制是歌、乐、舞三者的有机统一 ;而歌、乐、舞三者有机统一才能称之为“乐” ,这是秦汉及其以前人们对“乐”的基本观念 ;形成于虞舜时期的原始《韶乐》 ,应该是载歌载舞、“击石拊石”的诗、乐、舞综合的音乐艺术。同时 ,古文献的记载中也表明 ,自夏启起 ,《韶乐》有歌舞分离的倾向。     

《论语》中仁乐统一的审美的生命精神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并非简单的强调道德修养和实践，而是由带有审美性质的“乐”贯穿其中。孔予以“仁者不比”，“乐而忘忧”的愉悦情怀去成就“仁”，又以仁为君子“乐”的精神前提，两者相得益彰，成就了孔学中仁乐统一的审美的生命精神，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