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境探究的新空间——《词境论》解读评议

沈检江先生的<词境论>于今年初出版了.本书通过辨析传统词论,鉴赏古典词作,进而阐释词境的基本内涵和审美意义,是中国词史、词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很值得一读. 自王国维"境界说"提出之后,将王氏的观点系统化、体系化,似乎一直未见有成果面世.<词境论>并非是"境界说"的系统诠释和体系整理,其立论视野和主要观点不是在"境界说"的框架内进行,不应看做是单纯对"境界说"的探究,而应看做是词境的探究,即从词境切入研究词体与词史,纵贯全书,紧扣每一章节,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在中国词学的园地开辟新空间方面作出了颇有意义的尝试.     

从庐山词看中国古代山水词的演进

庐山作为一座人文圣山,不仅是“诗山”,也是“词山”。无论词之数量,还是艺术成就,庐山词都堪为中国山水词之翘楚,其发展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山水词演进的轨迹。本文以庐山词为切入点,从山水词与山水诗、书、画及游记文学的关系等方面观照中国古代山水词的演进规律：意象人文化趋势,山水词与绘画、书法逐步结合,游记文学要素的增加。     

李清照词魅力新探

李清照词在整个宋代词坛成为独具魅力别是一家之词是因为,第一,其"别是一家"的词美艺术,真正发挥了词之为体的特色;第二,词中塑造的三重复舍的抒情形象,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蕴,提高了词之境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

北宋末年社会上层的纵情声色及世风的变化为俗词的创作兴盛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北宋末年俗词创作的作家队伍非常广泛，俗词创作的题材内容多种多样，俗词创作的表达方式已不同于柳词，而时常以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而获得审美效果。其中有不少低级庸俗之作，亦有部分作品自觉承继了“谈言微中”的传统，轻松诙谐之中寓针砭时弊。     

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论清代的学人之词

清词中兴的特征之一 ,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学人之词。清代学人强调学问的重要性 ,但并不主张把学问作为表现内容 ,而是提倡学问、胸襟的统一 ,用学问提升修养和人生境界 ,词境也相应地得到了拓展与深化 ,创造出更为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     

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及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构成了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作为三种批评模式 ,它们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论词标准及方法 :似与不似以本色论词 ,自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说 ,本色论便完成了由无定准到有定准的过程 ;有与无有以境界论词 ,因境界之有无可用现代科学语言进行表述 ,故比起似与不似 ,以境界论词的标准就更为确定 ;生与无生以结构论词 ,结构论讲究二元对立 ,但对立的单元必有第三因素的渗入 ,此即“情”和“景”之外的“事” ,有此因素 ,才能另出新境。三种批评模式各有长短利弊 ,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不同的批评模式之间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 ,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全部词学史的一种宏观把握     

从文化生态学看词的艺术个性

通过对历代近二千名词人占籍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唐宋词史的发展演进来看,词的创作中心存在着自西北向东南的迁徙过程;从词人的空间分布来看,词的创作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尤其是苏南、浙西、上海一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三点结论性认识:(1)词是一种生态价较低的狭生性文体形式,在选择生存的文化环境时,它比其他任何文体都具有更强的偏嗜与别择性.(2)词肇始于西北而定居于东南,是词的文体个性与东南文化环境双向选择的结果.(3)东南文化既为词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也对词的艺术个性形成了潜在的制约.     

寒烟衰草后庭花——论金陵怀古词

词史上名篇迭出的金陵怀古词,借怀古以伤今,具有丰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社会现实意义,并呈现出境界开阔、感慨深沉的苍凉壮美美学风格。     

周济的词学思想

周济词学思想较前人更全面亦更准确地揭示出词之美感特质。其“词史”说强调词应反映与时代盛衰相关之“感慨”,极大拓展了词之内蕴的表现范围 ;其“有无寄托”说与“寄托出入”说则从艺术构思与运笔方法等角度总结了词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 ;周济将能否引发接受者之自由联想作为其评词之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准则 ,提出了重视接受主体的鉴赏思想 ;而“空实”说与“浑厚”说则说明其词学观念中已具备词中另有“境界”的初步意识 ,可视为词境理论最早之萌芽。     

论清词复兴之端绪

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承继七子之风 ,以复古为旗号 ,提倡古雅 ,反对俗艳和俗谐 ,通过对从宋至明某些词学现象的批判 ,提出向上一路 ,确立创作榜样 ,应接了晚唐五代的词学传统 ,并在新的时代中予以升华。云间词派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探索 ,开创了推尊词体的清词复兴之路 ,启发了朱彝尊、陈维崧、张惠言等人在词学上的进一步思考 ,对清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苏轼的词学观念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宋室南渡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词学观念的变化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才很自然地为词人们所接受 ,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而在金代 ,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扬。宋、金词创作的历程证明 ,苏轼对词的贡献开辟了词体发展的新纪元。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论南宋江湖词派的词社

词社是文人雅集的场所。南宋江湖词派初期的词社以词人同气相求、拈叶分题为特征,虽然有时也讨论词法,但在创作风格上是随心所欲的,看不出其间有交融互补的迹象;中期的词社具有公认的领袖和典范,在共同的标准下使不同风格的词人趋于一致;后期的词社经历了宋元之际的时世剧变,险恶的生存环境使词人应社咏物更为频繁,词选的编纂、词法的授受都是在词社中完成的。应社内容丰富多彩,使江湖词派成为一个典型的词学流派。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天籁词艺术论

天籁词直接承嗣遗山词,是北宗体派在蒙元时期最重要的创获。天籁词中不乏"清隽婉逸"之作,但就基本倾向而言,更具苏、辛、元豪放慷慨之风范。决定于白朴特别的人生经历及人生价值观,其词更接近东坡清旷放逸一格。白朴词多数作品很讲究艺术技巧,特别是在音韵格律上十分用心,其艺术造诣在当时北方词中当属上乘,堪称元初北宗词艺术形态的一个范本。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词学创作理念论

古代词人词论家从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归纳总结出了多种词学创作理念,即真字是词骨、自然为宗、贵比兴寄托、雅正为宗等。这些创作理念,提升了词体品格,指引着词学创作的发展方向。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游仙诗与步虚词

早在先秦时代,神仙观念即已出现。道教形成和兴盛,更促进了这一潮流。至魏晋时期,形成了游仙诗。游仙诗可区分为宣扬信仰的和别有寄托的两大类。文人创造的基本属于后者。道教科仪步虚中的步虚词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游仙诗,出现于东晋,大盛于唐宋时期。步虚词流行于社会,也被文人当作创作题材。作为典型的道教文学体裁的游仙诗和步虚词,在观念、题材、意象、语言、思维方式、表现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对一般文学创作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