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韦伯命题""中国命题"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认为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忠孝两全""推己及人"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关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注意到儒孝伦理对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探讨如何利用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建构企业社会责任,参照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对儒家伦理进行全面而全新的整合,使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相适应.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中国传统哲学视野下的莎士比亚戏剧主题探讨

当莎士比亚戏剧进入中国读者和观众的阅读和接受视野时,它的文本尤其是其戏剧主题意义的生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棱镜的整合。《雅典的泰门》中"背叛"和"诱惑"的母体主题反衬了儒家"信"的理念,《威尼斯商人》中基督教"爱"与"仁慈"的主题部分地体现出儒家"仁"的精神,而《皆大欢喜》中"宽恕"的伦理主题则体现出道家在自然中和儒家在音乐中实现"和谐"的理念。这种部分契合的原因在于代表中西传统文化灵魂的《圣经》和儒、道学说关注人伦、自然的内在共性。     

刘禅历史文化模式意义再透视

刘禅历史文化模式的意义在于,在封建专制政体严酷高压的背景下,保全自身就得韬光养晦,处世柔弱、机变、假痴不癫,避免陷入事无巨细的自扰中而不能自拔,这些应变权谋,冲破了儒家学统的"道德"为人标准,显示了方圆有度的价值取舍."君子儒"与"小人儒"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交织,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此乃刘禅文化模式应予重新审视的意义所在.     

"中和":理性与价值统一的真实内核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思想.儒、释、道诸家都对其作过论述与阐发.而儒家中和观在"中和"思想中是最原创、最有主导性、最具根本性的.对儒家的中和观,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和"作为一个理论性极强的哲学概念,既有认知的成分,又渗透了道德价值的内涵.     

全国儒佛道治理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优秀创新团队、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办的"全国儒佛道治理思想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5-18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了儒家、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下是会议探讨的主要议题。一、宏观视野下儒、佛、道的治理思想的对话     

汉语学术神学视野中的耶儒对话

在汉语语境中开展基督教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对话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开展耶儒对话首先必须注意"基督教"和"儒家"概念的多义性,从"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视角来选择基督教和儒家的代表人物.耶儒对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对基督教的"救赎论"的理解.儒家虽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追求人天合一,从目的性上说,这与基督教的救赎目标相似.但是二者的救赎方式不同,儒家主张"内在超越",而基督教的得救方式则类似于"外在超越".基督教的"成圣"比"称义",更容易与儒家的"内在超越"找到契合点.     

从《文心雕龙》的理论主旨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对创作主体心术情性的陶冶与培育，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主旨，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固然有其封建性和保守性，但在摒弃了传统儒学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种种僵化、保守、反动的糟粕之后，还是有其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儒家仁德、仁政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仁爱、诚信、忠厚、朴实、节俭、勤劳、清廉等等高尚品德，是守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家园。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社会上物欲横流、唯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滑坡以至缺失的今天，其越发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光华。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儒商与企业伦理

商品经济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工具理性高于价值理性,见利忘义导致商业伦理败坏,造成种种社会的不幸事件。本文先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之本质作扼要引述,强调杰出的企业取决于企业的精神文化,文中追溯先秦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特别论及荀子重视合乎公义的职能分工及报酬正义。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共同幸福。在儒学精神传统影响下,历史上出现了儒商典范,本文以安徽儒商为范例。他们在企业伦理中,建立做人应该"忠厚积善"经商应该"诚信交人"的共同原则。接着,本文也标榜了当代的儒商风采,介绍了两岸儒商如何本着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创造了一流的企业以及尽善了对社会的责任。     

明清时期福建外来戏曲声腔的流播及衍变

明清是福建地方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繁荣的经济和便利的交通使外来戏曲声腔通过官道、商道、移民等多种渠道传入与流播,深刻地影响了福建地方戏曲生态的变化和戏曲剧种的发展,而外来戏曲在福建繁杂的方言土语和迥异的民风民俗中,必然面临着本土化的变异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互为融合包容的特殊形态。     

中西宪政本土资源的比较分析

宪政发端于西欧,伴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在全球的蔓延,并成为衡量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尺度。由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体制以及文化差异,宪政运动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作为有着几千年华夏文明儒家传统的中国,引入宪政观念不过百年,其间曾有过宪政的光芒,然而传统与时局的力量使得宪政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笔者试图从地缘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方的宪政化的本土资源方面作为比较分析,从而析出根植于我们的制度层次面下的一些深层的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本土因素。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传统商人文化传承与我国质量立法

振兴我国的质量事业,必须借助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商人文化资源。我国传统商人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清除奸商文化,将良贾文化（或儒商文化）弘扬光大是我国商人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但不难发现,目前事与愿违,当下中国奸商文化盛行,而良贾文化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弘扬。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前质量立法的诸多缺陷分不开的,为了摆脱商人文化传承上的尴尬,更好地弘扬良贾文化,未来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一方面通过法律的激励措施加强对良贾文化的正面引导,允许儒商团体开展儒商认证,赋予儒商相应的法律优待,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从而形成4~J,J,-争当良商的局面;另一方面完善相关质量立法,用法律的手段去防御和打击奸商,使人人不敢为奸、不能为奸、不愿为奸。     

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

在分析了华商文化的基本商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论证了华商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华商文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现代管理中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其"人和"思想是现代"双向对称"管理模式的真实体现,是未来企业激烈竞争的"调和剂".华商文化思想必将对现代的企业管理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管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走南闯北,创造了辉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历史.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理念,即注重质量管理、产销结合、改革创新和品牌意识.研究陕西商帮成功的经验,可为重振陕商雄风、发展陕西的市场经济提供很好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