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律与哀矜: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

读律与哀矜,既是清代中国听审经验之总结,又是听审实践之指南,因此成为清代听审折狱的核心概念。司法官员是否具备法律知识与能否依法听审,乃是清代法律的关键问题。清代法律有"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司法官员是否"讲读律令",是否"通晓律意",是他们在听审断狱时能否"具引律例"的一个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仁政",是"爱"或"爱民"的政治,也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哀矜"是司法官员的同情之心和怜悯之情,也是"仁爱"的一层意思。哀矜与读律、慎刑、中罚、心服等司法的核心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清代中国"情法两尽"的司法模式,与要求司法官员以"读律与哀矜"来听审,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两汉成文法体系创建中的法官因素及价值分析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大转折时期,司法官员积极参与立法,制定成文法律。两汉司法官员立法活动频繁,造法功能显赫,为创建成文法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两汉司法官员立法功能探析

两汉司法官员积极参与立法制定成文法律,在司法领域通过制作判例创制法律,造法功能显赫,为推动儒家思想法律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魏晋律学昌盛之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颠峰时期,此期所取得的律学成就表明中国古代律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频繁的立法活动以及前此两汉经学的发展均为其昌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律博士的设置亦为魏晋律学昌盛之重要原因.     

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

河北景县古称"渤海蓧县",封氏世代以此为郡望,至南北朝时期,博通经史、尤精法律的封氏家族,成为北朝最负盛名的律学世家.封氏子弟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以他们的家传律学影响着北朝法制建设的走向,为中国儒法合流、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定型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两汉以来律学世家的传承者,至此也成为最后的绝响.     

试论中国律学传统

中国古代律学自先秦至清末,历经先秦刑名律学、两汉儒家化律学的兴起、魏晋律学的新发展、隋唐律学的兴盛、宋明律学的局部发展与承前启后、清代律学的繁荣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绵延两千余年,形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化传统。作为古中国重要的法律传统之一,律学不同于西方“法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是以“律”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刑事、轻民事;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注释为基本形态;在总体风格上重实用、轻理论;律学研究者未能形成为独立的职业阶层;实行特殊的法律教育机制;律学成果直接影响法律实践。     

《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汪琬的经学思想及吴派经学近源论

汪琬为清初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其近承东林、复社经世致用之学,兼学汉、宋,博采诸儒之说,讲求经学与道学的合一、经学与用世的合一,不专立汉学门户.致力于礼学,尤其是礼服学的研讨,著《古今五服考异》,律、经并重,以求羽翼律令,适于世用.解经反对空衍义理,提倡“以史证经”,疑古辨伪,多所发明.汪琬与顾炎武并为吴派经学的近源、清代朴学的先声,惠栋标榜惠氏“四世汉学”的吴派近源说,未足凭据.     

宋代考试制度对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影响

韦伯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是非专业化的,因而司法审判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西方则与之相反.通过对宋代科举考试和法律考试的内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通过科举和法律考试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和法律基础知识.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宋代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能够满足宋代司法审判工作的要求.     

论中国古代律学家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由于专制统治的严重束缚,法理学不甚发达。但是在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发展时期,伴随着封建法制渐趋完备和律学家的出现,一度盛行研究律学之风,却为我国古代律学教育、注释法学、比较法学之开创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律学家以解释、研究、应用律文为其专门职业,可称之为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早期注释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中国古代律学浅论

本文以"何为律学"为契入点,梳理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剖析了历代律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特征,探讨了传统律学的近代转型,并由此阐发了关于中国古代律学的几点评论:研究的环境是笼罩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主义政策之下;研究的主体是处于附庸地位的律学家队伍;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刑法为主的公法文化.     

从春秋决狱看两汉司法官员的价值追求

两汉司法官员在春秋决狱过程中,将儒家伦理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法随时变、国法与人情相结合、宽仁慎刑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对司法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实现国家法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为受刑者开辟轻刑的道路;构建社会生活中的情理场。     

略论明代法律形式的变革——以《大明令》为中心

《大明令》与《大明律》是明代的重要的立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代初期的律令体系。随着明代社会发展,以《大明令》为代表的“令”的地位不断下降,就其效力而言,在法律适用中也有特殊要求。明中叶以来,“例”与“会典”的出现与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传统法律形式中的律令体系逐渐让位于“律例——会典”体系;其从“政令”到“法例”的变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法制由“行政化”向“司法化”的演进。     

张家山汉简律令所见葬俗制度及其在汉魏时期的演进

张家山汉简律令分别规范了葬期、赏赐敛衣与棺椁诸项葬俗制度.其中在"归宁"律法与<置后律>的双重约束下,葬期与继承制度相互制约,反映了汉初重视葬制从速的同时,适当关照了"致忧之义".在<赐律>中,敛衣与棺椁的赏赐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别,这是汉初身份等级制在葬制中的集中体现.汉魏时期,葬期的法律规范与葬具等级制的形成及其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魏时期薄葬与厚葬的并存.与此同时,葬制与礼俗的调整与革新也构成了葬制相关律令存续或废止的重要因素.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秦汉律令关系试探

秦汉是律令法系形成的初期阶段,与律令法系堪称最发达的唐代相比,此时的律令关系颇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源于早期律令所具有的特殊性。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简牍,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入手,探析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能够推动中国古代律令法系特质之研究。     

曹魏太和年间律变思想散议

曹魏太和年间，刚即位的明帝重修太学，让深谙儒家经典的人物担任教官和入主权力中枢。同时发布一系列诏令，发动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律令变革的讨论。并将曹丕《典论》刻石，立于宗庙大门外，以曹丕在建国前后形成的立国构想作为指导律令变革讨论和新律修订的纲领性文件。最终修订完成了魏国法律——新律，完成了从曹操打天下到明帝治天下的统治模式转变。     

困境与出路:回望清代律学研究——以张晋藩先生的律学论著为中心

近20年来,以张晋藩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法律史学者,对清代律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核心内容涉及律学抑或法学、律学的研究对象、律学的基本特色、律学的成因考掘等论题.其中,传统中国的律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主张传统中国也有法学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必然结果;而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法学只有律学的看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果.虽然传统中国律学与西方(现代)法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属于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传统中国律学也是一种法学的判断.而在法学家族中,曾经产生过多种不同模式"复数"的法学,其中既有西方范式的法学,也有传统中国范式的法学.重要的是如何描述传统中国律学的基本面貌,揭示它的独特品格,考究它的历史成因,从而"超越西方,回归本土",进入并理解传统中国的律学史或法学史.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