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福殿赋》与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秦卫明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王弼、何晏发其端。《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日：“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玄学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儒佛思想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     

可晏文本诠释思想探析

何晏能够作为正始玄学领衔人物和正始清谈的倡导者,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经典的“集解”式理解,还因为其融合儒道思想取向中所折射出的视域的广阔性和包容性;何晏的论文体诠释风格尚未脱离汉代经学注释式诠释模式;对于天人之际的本体诠释思想凸显出其精神追求。何晏在魏晋玄学中并没有建构一个系统的体系,他扮演了一个过渡角色,在他的身上既有汉代遗风,又有魏晋名士们的飘选之气。     

何晏文本诠释思想探析

何晏能够作为正始玄学领衔人物和正始清谈的倡导者,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经典的"集解"式理解,还因为其融合儒道思想取向中所折射出的视域的广阔性和包容性;何晏的论文体诠释风格尚未脱离汉代经学注释式诠释模式;对于天人之际的本体诠释思想凸显出其精神追求.何晏在魏晋玄学中并没有建构一个系统的体系,他扮演了一个过渡角色,在他的身上既有汉代遗风,又有魏晋名士们的飘逸之气.     

论桓范《世要论》

《世要论》是反映桓范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其君臣论和刑德论综合儒、法、兵家思想;政务论则以儒为主,兼及法、墨、道和黄老诸学。《世要论》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玄风中独树一帜,而与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交相辉映。它密切联系汉魏政治现实,针砭时政,为曹魏政权出谋划策,既是汉魏政治风云的缩影,又是当时思想多元的反映。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论曹魏玄学中儒学天道观的线索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来看,玄学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庄子人生哲学及其在魏晋的文学意义

成《易》《老》之学盛行于正始前期,《庄子》大兴于正始后期。从玄学中老庄地位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政治哲学向人生哲学的转化。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特色是精神上的“逍遥游”。到正始后期,士人已意识到政治黑暗无望,要摆脱名教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自然更倾心于《庄子》。于是,文人便能把抽象的思辨转化为一种浪漫哲学和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这种非理性的情感世界越丰富,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就越大。这就是阮籍、嵇康能成为正始著名的玄学家,同时又是著名文学家的主要原因。     

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究

西晋著名作家张华与分化竹林玄学的名士王戎，共同行进在玄儒兼治的积极入世道路之上，其源流是正始玄学“崇本息末”命题。然而深入辨析则会发现，这条道路是一段归旨不同的殊途：王戎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而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张华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委命顺理玄学情绪并非是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王戎入世道路纵诞玄虚，则在根本上其实背叛了竹林玄学虽“越名任心”而忠实名教的时代精神。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析杜维明的“儒家解释学”

"儒家解释学"是一项新兴的学术课题.凡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儒家思想做出同情理解或诊释的带有系统性的理论或学说,皆可称为"儒家解释学".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包括解释目的与时代际遇、解释内容、解释方法三个部分.文章从这三方面探讨了杜维明对儒家思想所做的阐释.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儒家思想制度化的启示

当代社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新儒学在亚洲国家的复兴,世界范围的经济伦理主义的出现,表明早期儒家思想恰恰与现代经济潮流相和,而制度化的儒家思想对超越农耕经济的新经济形式的排斥,则是我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是我们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体制所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关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为探索关学在儒学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运用文献、史实与逻辑分析方法,就关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认为,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理论在儒家教化的发展中对于推动儒学教化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士人走向寻常百姓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关学对儒家教化的推动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关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规民约——《吕氏乡约》;关学特别重视在宗族乡里实行礼教;关学人物在讲学中特别关注民风民俗的改善。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辨析

胡适提出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其对立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派发起新孔学运动而强加给新文化运动派的。新启蒙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解读。二者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