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论《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

本文分别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命名、文学史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揭示这部史学著作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指称的模糊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想象力、文本的多义性、叙事的虚构性，从而为这部开放性的历史名著提供新的解读。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文学史的问题与反思

作为文学的历史性认识成果的文学史,始终面临着有限性的认识和选择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在文学史的对象选择、文学史中的历史性认识和文学史中文学的存在等问题中.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文学作品,当然必须具有“文学性”.但仅凭“文学性”,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尚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非文学性”对“文学性”的掩抑固然伤害了文学,但如果反转过来,让“文学性”掩抑了“非文学性”,同样是文学的悲哀.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而言,“文学性”重要,“非文学性”亦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抑或更为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颓落与低迷,主要原因就已不再是“文学性”的缺失,而更在于某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非文学性”因素的缺失.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关于开展中国当代断代文学史与专题文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本文主张开展中国当代断代文学史与专题文学史的研究,论述开展它的学术价值,进而对这一领域的选题提出设想,并论述这一研究工作的品格与研究方式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     

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文学学史就是总结认知文学、研究文学变迁的历史。当前从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史,对于张扬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强当代的学术建设、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认知文学的最核心的基因与传统是文学原人论,而不是原道论。研究文学最具统率力的方法是以治经之法治文,具体表现为依经立义、文的关注、实证返原、因时适变、经世致用等,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弊端。当前中国文学学史的书写可有多种方式,各有侧重,但都当有一定的学术追求,而不是写成一本日用账簿。     

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意义,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对七月派的发生过程、理论基础、作为流派的风格特征以及流派在文学创作上的总体贡献和突出成就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于我们反思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细化”与文学翻译

文学作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此系统观下,文学作品的翻译者必须对传统的文学翻译认识进行反思和扬弃,采用具有相应的综合性、体系性的模式进行理解和把握.以文学性的把握为切入点,围绕"细化"思维模式,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对文学翻译中的语义定位、心理机制、审美活动、文化内涵、意义处理诸层面进行综合检阅的操作平台,对文学翻译进行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