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为隐”——清中叶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情感世界

清中叶通俗小说对女性的关注，一方面是明清之际思想解放思潮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在呈现。文人小说对情爱的重视往往与文人所渴求的知遇之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伴的对名利的淡薄，反映了清中叶文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及面对如此现实的无夸和自我排遣心态。所有这些又与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自我表现相关。这些小说对情感与欲望的界定也具有鲜明的文人特色。对情与欲的分辨，既是哲学思想的反映，也体现了文人的矛盾心态。     

文章化与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从明代后期开始,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将其所熟悉的文章理念和写法融进小说,使通俗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在理论建构、创作方法和鉴赏方式上都呈现浓厚的文章色彩,通俗小说出现文章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化促进了清代前中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具体而言,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奠定了"文章体"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化塑造了"文章体"小说的样式,小说鉴赏方式的文章化促进了"文章体"小说的传播。"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必然结果,代表了雅化小说的最高水平。     

古代通俗小说观念的起源:宋代说话之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而成熟，其成熟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在内容形式上有统一的特点和鲜明的文体特色，这标志着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比同时代的正史子部小说观念成熟、纯粹，尽管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与现代的小说观念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它的出现使小说的含义从正史里包罗万象的兼有叙论式的残丛小语过渡到叙述虚构的完整事件，通俗小说观念的解放和成熟使通俗小说得到大步的发展。     

论《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交往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记载了各式各样的文人交往。通过与传统所倡导的交友之道即忠恕、诚信、从义不从利、适度原则相对照,该小说中的文人交往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文本中超过半数的文人交往颠覆了传统;第二,符合传统所倡导的交友之道的文人交往集中在贤人和下层人物身上,而以下层人物为主的交往尤其值得重视;第三,解构与建构交叉进行。本文亦阐述了《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交往之所以会有上述特点的原因:一是与作者的际遇有关;二是与明清两代的友道观念有关;三是与《儒林外史》的选材和写作目的有关。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明代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内涵研究

随着小说在明代的兴盛和小说观念的调整,明代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这种新文体,新的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产生.真实的现实世俗世界在观念中被认可,成为有价值的叙事对象;明代文人士大夫认识到小说叙事的虚构性;叙事之真被认为是由文学虚构所营造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通过内视审美而实现,因而,明代文人士大夫认为由文学构造的真实比绘画和现实真实更具真实感;明代文人也认识到了在何种情况下会失去这种真实感以及如何通过一定的文学叙事手段使得小说叙事更为真实.这种新的叙事真实观念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信实观念,它代表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对叙事文体小说的新认识.这一观念的产生也提示着,叙事文学从传统的历史叙事逐渐剥离而走向独立.     

论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

"基础观念"是明代小说学中最为基本的思想观念,是构成明代小说学思想观念的内在链结,梳理这一系列的观念,可以寻绎出明代小说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同时,"基础观念"是对明代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思想观念,制约和影响着明代小说的发展进程.明代小说学的基础观念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对于"小说"这一文类的概念厘定;二是对通俗小说文体特性和创作风格的分析和评价;三是为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位"和强化通俗小说的"文人性"而作出的理论阐释与评判.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论南宋说话四家之“小说家”对小说观念发展的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分史志小说观念和文学小说观念两种。史志小说观念产生于汉代,直到清代其表述变化不大,只是对象有一些变化。对我们今天的小说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古代文学小说观念。古代的文学小说观念产生于宋代,其标志是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家的理论,《醉翁谈录》详细陈述了这一观念。由于说话表演的需要,说话人以人物故事为表演内容,诞生一批名篇,规范了小说叙事文体,使之脱离了史志小说杂录、杂抄的形态;由于表演效果的需要,说话人进行艺术创作,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他们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小说观念,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小说观念。     

试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

冯梦龙是以编纂《三言》和增补《新平妖传》、《新列国志》著称的。冯梦龙之所以重视通俗小说的编纂和增补工作,与他对小说的正确认识有关,可以说是他的小说理论的实践。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封建正统文人是鄙视的,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为君子所不齿。因此,小说理论的兴起,比诗论、文论、词论以及曲论都要晚。直至明代嘉靖以后,随着通俗小说日益繁荣,小说理论才以序跋和评点的形式出现。如蒋大器、张尚     

才学小说炫学方式及其文化根源

以小说炫学 ,充实了大量考证和训诂内容 ,同时还有重视自然科学和充满智者的幽默和风趣之特点。才学小说作者努力使小说骈体化、典雅化 ,有着提高小说地位的良好动机。这些都是清代中叶汉学鼎盛、学术文化集大成的趋势和社会审美风尚转向以典雅、宏博为美的时代风气在小说中反映 ,同时也与传统的文化观、小说观有关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代文人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清代文人小说虽然吸取了明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但在文人作家手里,小说已成为一种抒情写志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它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文言志载道的文学传统。这种小说传统在“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曾得到发扬。今天的小说创作仍然面临如何对待小说传统的问题。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传统儒家文人价值观的颠覆性叙述--论才子佳人小说结局的设置

本文通过讨论才子佳人小说故事结局的设置,试图揭示它所隐含的一种个人享乐主义观念.本文认为,小说通过才子"辞官归隐"的结局处理,在淡化文人的社会责任、强化个人享乐之价值观念的同时,挑战了传统儒家文人的道德与价值观念.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张竹坡与明清小说文法理论的新发展

明清通俗小说文法论在明末清初金圣叹、毛伦毛宗岗父子、张竹坡等人的手中得以建构与发展。张竹坡在金圣叹的基础上发展了小说文法论,从创作论的角度反向拆解《金瓶梅》的文法,还原作者的构思,注重文法在小说情节推进中动态照应的文章之美,揭示出了《金瓶梅》复合单线乃至初步网状叙事结构,这是其在小说文法论建构上的贡献。张竹坡的文法论建构推动了清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催生出了《红楼梦》的网状叙事结构这一璀璨的明珠。     

雅俗之辩：清末民初小说家的困惑与抉择

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突,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探究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已经进入小说家的讨论范畴,标志着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传统的雅俗观念框架。     

家庭题材、长篇体裁和中国文化——中国家庭文学的形式规律初探

<正> 中国小说由隋唐至明中叶呈现出两支发展流向:文言笔记小说和通俗说话小说.后者又分讲史长篇和话本短篇.文言笔记小说端倪自汉晋始,连绵不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蒲松龄、纪昀.而唐以来的长短篇小说形式首先是在民间通俗文学中酝酿发展.至明中叶以后,文人创造性地发展了民间通俗文学中的小说样式,由集体创作的长篇讲史体而至个人创制的另一类长篇,即如《金瓶梅》、《红楼梦》,由短篇话本则演绛创造了拟话本.于是,在小说领域内,雅文学在文言笔记小说的继续发展之外,又增添了长篇体式和新的白话短篇形式,由此而丰富了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样式.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局面,从而为明清小说大兴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跻春台》文学性的缺失管窥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

拟话本小说在清中叶以后逐渐步入绝境,其衰弱原因虽与外部思想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有关,但更与其力主劝惩的教化观念和小说体制的渐趋僵化有直接关系。川人刘省三的《跻春台》就是有力的证明。《跻春台》不但因为全书皆是"劝善惩恶之俗言"而被认为是一部道德劝善书,更因其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创作模式等有简单化、程式化的缺陷,致其小说文学性大大缺失,这也是其成为清代最后一部拟话本小说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