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金石考史——以明初官修《元史》为例

通过对钱大昕用金石文来订正、考证、补充明初官修<元史>错讹、抵牾、疏漏类例的归纳和分析,进而探讨他金石考史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期学术界对钱大昕金石学、历史考证学成就的评价更为全面和中肯.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篡"、"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古无舌上音今证

钱大昕论证举例 《切韵》音系的三十六字母中,舌上音有知、彻、澄、泥四母,舌头音有端、透、定,泥四母。但据清代学者钱大昕(晓征,1728—1804)的考证,上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即《切韵》音系的知、彻、澄三母,在上古时代,其音读与端、透、定无异。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他列举了三十条经传上的     

当代古籍整理的精品——《嘉定钱大昕全集》

１９９３年,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文和同志受上海市嘉定区政府委托,编辑整理《嘉定钱大昕全集》（以下简称《全集》）。１９９７年编成,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集》由钱大昕著作、钱大昕佚作、传记资料三部分组成。清代江藩称钱大昕为“一代儒宗”。近人陈寅...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汉语“古无舌上音”的苗语例证

汉语＂古无舌上音＂是我国清代音韵学家钱大昕提出来的著名论断。这里以笔者的母语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下司镇白午自然寨的苗语词汇为语料与汉语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的汉语＂古无舌上音＂的论断在黔东南苗语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探讨章学诚对历史事实问题的看法,结论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考证以确保其真实性,与历史问题相关联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形成历史证据,历史学家以历史证据为基点进行推论建立起历史事实.     

钱大昕佚文及"地"字古音考

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所存臧庸《拜经堂集》中收录清朝乾嘉时代经学大师钱大昕的一则书信,未见于目前已出版的钱大昕的各种文集中。书信篇幅虽短,但其中涉及到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包括钱大昕与臧庸等人的交游过程以及钱大昕关于"地"字上古音归部问题的观点等等。其中,钱氏关于"地"字古音归部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了他考求上古韵部的原则和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前无古人别是一家——读《钱大昕评传》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后人研究者颇多，但往往限于一隅，仅展示其某一或某几方面的成就，未能将这位百科全书式学术宗师的全部成就一一体现。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推出张涛教授的大作《钱大昕评传》，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钱大听在文史等各个领域中的独特贡献，可谓是一部前无古人的钱大昕研究专著。     

避讳义例是钱大昕的训诂之钥

钱大昕是清代杰出的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学问渊博,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在知识面广博这一点上,他是清代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清代学者梁玉绳曾说:“今之竹汀,犹古之郑康成也!”郑康成就是东汉的训诂学大师郑玄。的确,钱大昕在训诂学方面也具有很高成就。他在训诂中特别善于运用避讳义例来解决古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钱大昕自已就说过:“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而避讳义例就是他手中一把灵应的钥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

2004年史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对《格萨尔》全方位的研究与考证。对其他少数民族史诗和史诗方法论的研究也有新的拓展。在研究视野上,大多通过史诗内容与史诗人物的追根溯源,探询史诗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在方法上,部分文章以个案为例,以丰厚的资料为基础,进行深入考证。     

文学史与考证学

考证是清代学术中研究历史文献的基础方法。近世学者用于研究古代文学,使文学史研究成为一门兴旺的学科。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从属于文学史研究基本任务,为历史地解析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提供基本依据。考证重在证据,思维也起着重要作用。     

谁解其中味——评红学三派

本文对红学三派的利弊作了简要评述。作者认为，旧红学以索隐为主，可称之为索隐派；新红学以考证为主，可称之为考证派；而着眼于文本的阐释，可称之为文本派。索隐派以影射的眼光读小说，试图将《红楼梦》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读者的联想，不一定可靠。考证派只承认与作者和版本有关的实证材料才有价值，无视《红楼梦》在文学世界的地位，其眼光不免偏颇。文本派致力于《红楼梦》文本内涵和写作技术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索隐派和考证派的失误，但务必防止过度阐释的弊端。     

《释名》成书考辨

《释名》篇目今传二十七篇,毕沅以为原来曾有三十篇,根据《韦曜传》所栽和类书所引相关篇目考之,毕说较为可信。署名毕沅的《释名疏证序》可能为洪亮吉代作,准此,则该序与同署为毕氏的《补释名》观点抵牾问题可以释疑。关于《释名》的成书时间,毕沅、洪亮吉、叶德炯、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各有得失。从题署、郡制、州制、交往、物事等方面综合论证,可将《释名》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210年前后。     

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

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贡献及影响

钱大昕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钱大昕重写《元史》，所撰《艺文志》及《氏族表》沾溉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