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与重构--戊戌时期严复的话语体系

戊戌时期的严复以新的话语体系重构中国与世界的观念 ,此后 ,进化、进步、物竞天择等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基本词汇。在严复的话语体系中 ,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危机 ,其起因是中国的落后 ,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传统的文化观念压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造成人的奴隶性。要摆脱民族危机 ,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这对中国思想界影响至深、至远。进化论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中国思想界之主流 ;严复首倡的科学、民主、自由以及对国民奴隶性的批判 ,到 2 0年后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的转型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一方面与“五四”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这些变迁为文学观的转换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与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它强调了人的自由与平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旨趣。但我以为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它加入到当时中国各种文化思想撞击、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向现代“人的文学”观的转变。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中国接受进化论思潮的“向内转”

进化观念自西方引入以来,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思想史上的多次理论论争与新的学术命题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联。经过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之后,近现代中国对进化论的接受逐渐出现了由注重生存竞争到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创造的“向内转”倾向。这一转向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创造性转化外来思想的结果,也是中国思想话语自主创新的范例。《东方杂志》《民铎》持续发表多篇翻译、介绍乃至研究进化观念的文章,对深入了解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年宗白华是这一时期柏格森生命进化思想的直接接受者,他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五四”前后对柏格森“向内转”的进化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对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讨论过程中对科学的反思、对柏格森生命进化的借鉴无疑强化了进化观接受的“向内转”,促进了“人的解放”现代思想潮流的发展。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接受进化观念的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同时对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进步"的维度:学衡派的文化概念诠释

文化概念的意指不同,可能是引起现代中国关于文化问题论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学衡派一方面指出了文化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对当时进化论引导下的“进步”的信仰有警醒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建立于人性二元论基础上的道德的强调和对智识阶级文化的追求,却走入了道德决定论与理想主义的误区。     

“小说界革命”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难的局面,为宣传救亡图存思想,迫切需要一种文艺形式唤起人们的爱国意识。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契合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社会整体心理,一时间如晴空霹雳给小说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借助小说“变易风俗”的作用,中国人从“天下”想象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自此,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并在作品中构建出一个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蓝图。     

“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而对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则接受之余亦有隔膜,主要重视国民的参政权,而模糊对待国民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由权利.这种“民权”观念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过渡特征.     

现代性的乌托邦——章太炎对进步理念的解构

现代性在历史观念上承载着进步主义的理念,它认为进步是必然的、普遍的,而且相信进步必定能臻于一完美的境地。自严复《天演论》以后,进步的理念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观念法则。章太炎通过历史实证的分析以及佛学义理的诠释,对进化论背后的目的论、决定论以及乐观主义都给予了系统解构,最终解构了作为现代性核心观念的进步理念。章太炎对进步理念的这一系统解构,不仅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此岸理想国的可能性,而且也为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提供了一条区别于"传统与现代"的现代性批判路径。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文学精神资源的人为遮蔽。有研究者怀疑和否定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有研究者没有对传统文体在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和表现加以区别。要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首先需要理解其合理性,也有必要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范畴,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旧体诗词的发展,又有助于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改进。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交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创造与传统──简论“创造”价值之确立与演进

20世纪中国文化一哲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创造”的推崇超越了党派、政见、思潮的对立,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观念。这一事实表明,‘“创造”不仅已经上升为价值,而且形成了一条现代传统。一说创造是现代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精神中没有“创造”的地位,更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创造性。恰恰相反,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极其富于创造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个极其富于创造能力的古老民族．并没有将“创造”列为基本的价值;在相当一段时期…     

鲁迅的科学启蒙思想

鲁迅的科学启蒙思想,无疑是溯源于严复的。 严复在19世纪末年开始介绍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阐述了宇宙万物都发生着千变万化的客观趋势,这一先进的理论观念,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当时陈腐和保守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正统儒家原来也曾有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系辞下》)的合理思想,但是在汉代之后逐渐趋于信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天人三策》),这一观念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恪守的信条,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僵化和凝固的思维模式。生物进化论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中出现之后,立即显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刺激着不少先进的人们走向精神上的觉醒,产生号召当时的人们起来挽救危亡祖国的作用。     

新进化论述略

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多主张用进化的原理解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形成进化学派,风靡一时。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社会科学的日益进步,进化学派的某些观点开始受到质疑。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以历史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两股势力     

论中国近代哲学中的悲观主义

中国近代精神的主流是乐观主义的,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经历着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现代性的观念前提——进步的信仰或进步主义——的胜利,注定了这个时代的上空高高飘扬着乐观主义的旗帜。中国近代乐观主义首先是一种宇宙观、历史观,同时也表现为认识论...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生活世界:民俗学的领域和学科位置

尽管现代民俗学已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可是,世界民俗学家一直未能建立起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以至“民俗学是否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了世界学术界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一门学科的地位首先是由完整而独特的研究领域所确立的。民俗学涉及行为层面的风俗、信仰层面的俗信迷信、语言层面的     

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

“组织”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从晚清延续至五四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晚清思想界出现的“组织”观念兼具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内涵，反映了彼时中国人寻求摆脱“一盘散沙”社会状态的时代关切。五四运动后，“组织”观念受到知识分子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一方面，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议的“小组织”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组织”观念的阐释被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层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围绕“组织”与“自由”“强权”等观念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之后，五四知识分子逐渐由理想走向现实，重新正视晚清以来中国便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局。于此历史转折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因应和时局而迅速崛起，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组织时代”已悄然来临。     

进化史观视角下的“旧社会”叙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若干女作家的创作为视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20世纪80年代“影戏”理论的建构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钟大丰和陈犀禾提出了“影戏”理论,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极具争论性的理论话题。借助于“概念置换”“移花接木”和“历史缝合”策略,他们完成了“影戏”理论的“论证”工作,建构了一座“中国化”电影理论体系的空中楼阁。尽管“影戏”作为电影理论体系无法成立,但作为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却是客观存在的。“影戏”电影观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是文以载道的文艺观、艺术的进化论和固守传统的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反讽和戏剧性的是,他们建构“影戏”理论是为了反“影戏”,而后来他们又回归到对“影戏”传统的坚守;钟大丰回归到对电影“戏剧性”传统的坚守,而陈犀禾回归到对电影“社会功能”本体论传统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