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美左翼文学关系初探

中美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文学的发展却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相似,这就是产生了在中美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在两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过重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两国左翼文学尽管发生和终结的背景不一样,但都以自己辉煌的成就谱写了文学史的灿烂篇章,并且都以人类博大的胸怀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渗透,对人类黑暗的一致谴责和对光明的共同追求,使它们形成了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可喜局面,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从而远远超越了不同质文化交流的一般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研究综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左翼文学的再研究摆脱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惟左独尊、新时期以后的惟左为非的倾向,呈现出较为客观化、理性化的特点,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情境的研究,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形态与迁延变异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21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思想界、学术界对当下新的社会、文化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又表现出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价值评判,对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焦点。而如何处理当下现实语境与学术研究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关系,为当代文化和文学的价值追求提供理论资源,是当下左翼文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王鲁彦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语境中,王鲁彦与左翼文学思潮构成了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他从切实的生活体验出发,在时代的感召下不断向左翼文学靠拢,创作了《乡下》和《野火》等极富左翼色彩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农民彰显出决绝反抗的姿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先锋,文化楷模”,鲁彦始终保持着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其创作实践与左翼文学的主流趋向发生了一些错位,比如人道主义思想的渗入和抒情气息的弥漫。但毋庸置疑,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鲁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左翼文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浅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艺的勃兴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艺勃兴并在整个文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众文艺在中国的勃兴自有其特殊的原因,主要是:市民阶层的扩大,渴望表达本阶层的文化趣味,谋求本阶层的话语权利;文化空间的自由,政治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隐性退场,对文艺的强制性约束力减弱;文学自身的变化,文学商品化在创作、出版、流通中凸现;大众传媒的发展,开掘和激发着作家潜在的市场价值并驱使他们改变书写策略,将目光投向大众。     

作为生产者的小说家——张天翼20世纪30年代的写作伦理

作为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张天翼具有明确的生产者意识。这意味着,对他的写作应放到文学生产关系中去看。读者对他来说,既是争取的目标,又是可供激活的对象。将他放在文学市场中去考察,才能理解他如何沿用通俗形式,又在叙述上有激进的实践。他把文学看作社会生产形式,竭力提倡文学的公共性。张天翼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即左翼作家如何在既有条件下,去激活文学的政治潜能。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改善对中朝、中韩贸易的影响

通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重叠需求理论说明中、朝、韩三国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伴随着朝鲜半岛民族统一事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的朝韩贸易可能对中朝和中韩贸易产生的影响,提出在对韩、对朝的部分贸易领域中必须引起的高度重视问题。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及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半岛的统一是朝鲜南北双方积极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整个朝鲜民族的心愿。南北双方在不同时期都提出了自己实现统一的设想和主张,但终因两国都以自己作为实现统一的主体,互不信任,再加上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至今尚未实现统一。朝鲜半岛一直是东北亚乃至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朝鲜半岛如能实现和平统一,将对东北亚特别是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朝鲜半岛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条件下共同努力,能逐步缩小差距,加速统一进程,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中韩建交以来朝鲜族跨界迁移与发展研究述评

随着中韩建交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朝鲜族社会开始形成大规模地赴韩打工热潮。许多朝鲜族在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而跨界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预期利益,但也由此引发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朝鲜族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朝鲜族跨界移动群体也被卷入了流入地——韩国社会的排斥与隔离的图景中,他们在工作、居住、社会交往和婚姻情感方面处于严重地被边缘化境地。     

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使用偏误分析

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学生在汉语词汇的使用方面出现的偏误与汉韩两种语言本身的特点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中找到偏误产生的原因,是词汇教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抗战时期东北朝鲜族文学中的民族文化传统

抗战时期的东北朝鲜族文学不仅表现出反帝抗争的时代性,还显现出多元厚重的民族素质与底蕴.东北朝鲜族作家凭借“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充分传播、诠释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朝鲜族的服饰、劳动生活、饮食、岁时节令等民族习俗文化,勤劳、顽强、坚韧、乐观、豁达等民族精神品格.对这些朝鲜族文化传统的恰切描述,成为抗战时期东北朝鲜族文学鲜明民族性的内在支撑.     

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与贡献

中国朝鲜族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研究中国朝鲜族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以及巩固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朝鲜族已成为我们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自我意识、认同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步形成。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朝鲜族为开发中国东北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韩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俄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随着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历史上韩俄有过曲折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韩国实施北方政策,着力改善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韩苏建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韩俄两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等各个领域积极发展交流与合作,韩俄加强合作有利于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韩俄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中将有崭新的发展空间。     

试论近代朝鲜半岛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及其日韩合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生产发展、区域自身的发展状况、相关国家的战略取向以及国际环境的时代特征等因素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虽然其他条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随着相关各国战略取向的变化,朝鲜半岛不再凸显其地缘战略地位,因此日本才能够顺利地实现日韩合并而没有引起新的国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