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向的探讨

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二者间的交融与冲突曾直接影响着王朝盛衰、世代隆替，同时，也左右乃至规定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方向。就历史而言，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两种文化间建立起比较稳定、全面的接触关系，其特点是游牧南进与农耕重心南移；降及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形式，都促使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趋势。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对立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和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文化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中国古代北方牧猎农耕混合型教育文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教育文化中,牧猎与农耕混合型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中间型的过渡教育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北方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也反映出北方古代民族接受先进中原文化的一种矛盾心理.但它为中华教育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古代中国有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而农耕又占据优势,它是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人类从狩猎者和捕鱼者变成农耕者,从“穴居而野处”的游荡生活转为定居生活,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农耕经济的确立,使人类不再单靠自然赐予,而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同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结合来获得生活资料,从而奠定前所未有的,较为丰富、可靠的物质基石,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地球上的各个古老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以及华夏-汉族文明,都是从定居农业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     

红山诸文化社会发展三次高峰

西辽河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东北亚古文化古文明的重心地区,研究西辽河流域古代文化和文明,对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多民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近万年来,西辽河地区从历史文化发展面貌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经济形态(渔猎、农耕和游牧经济),几次大的历史文化发展高峰。本文重点介绍三次历史文化发展高峰:一是800...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黄帝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 ,都可以追溯到黄帝或黄帝时代。因此 ,黄帝和炎帝、蚩尤 ,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代表。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黄帝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儒家文化与东亚秩序

一、东亚文化圈的政治冲突　　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包含从喜马拉雅山到日本列岛,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国际地理区域。就其古代历史和文化地理渊源而论,这个文圈主要由草原游牧文化、大陆农耕文化和岛国文化构成。游牧文化,分布在高纬度地区,远古时代横跨亚、欧大陆,形成高纬度的游牧文化群落。由于喜马拉雅山和乌拉尔山的阻隔,东亚的游牧文化在远古时代几乎没有向欧洲迁移,而是向南部低纬度的地区迁移,发生了东亚南北文化的漫长历史冲突。大约北纬40度左右,是东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在北纬40度以下,包含中国…     

我国古代严刑峻罚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受图腾崇拜的先民意识、根深蒂固的天道观思想影响,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伴随着封建宗法家族文化和儒法刑罚观的批判与传承,呈现出一幅严刑峻罚的血泪史.中华文化因其特有的存在土壤和生存空间而延续上千年,因而这一文化形态影响下的酷罚也就得以长久存续.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平衡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黄帝是传说时代由游牧转为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他率领这支游牧人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的历史,从而被崇奉为华夏先民至高无上的始祖.由于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被追随到黄帝或黄帝时代,所以,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后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和亲·和亲文化·和亲文化馆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丰富内容,突出"和亲、和平、和睦、和谐"主题,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好"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一是应对"和亲文化"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二是补齐相关内容,使其成为齐全、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三是深入研究和亲问题,大力弘扬和亲文化;四是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三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生态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生态状况影响。古代中国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方面优于古代希腊,形成典型的农耕文化,但是相对封闭。相比之下,在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等方面古代希腊却明显比古代中国优越,这大大有利于其开放型文化的形成。双方各具特性,各有优劣,从而成就了东西两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中国东北的森林文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进程中多元文化类型之一。与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草原文化相对举,东北的森林文化因东北地区森林莽莽、树海无际的地理区位与地理环境,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在这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演进中,从殷商到清末,森林文化又经历了三个千年之变局,即：一是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与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三是登上了主导中原政权的历史舞台,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等的碰撞与融合。三个千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最终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二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一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等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因此，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助推作用。     

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

炎帝和黄帝都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公认的首领，也是汉族人民共同尊奉的至高始祖，汉族先民还把自己的文明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汉族便世代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一些历史传说，正好反映和折射出汉族先民起源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各自的不同特点。古代华夏之所以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似同胞兄弟，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多元文化类型

秦汉时期的河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争夺的焦点,还是秦汉王朝经济开发的新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形成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移民文化和商旅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同时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开放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秦汉文化丰富了内涵,提供了动力,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