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性的道德心理基础——评罗尔斯的“正义感”概念

稳定性问题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正义感在罗尔斯的稳定性问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对正义感的形成、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罗尔斯的正义感理论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具有实质正义特征的正义原则和具有程序正义特征的互惠性原则。罗尔斯由此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证成了在由两个正义原则规导的制度系统中形成的正义感对于维持和修复社会稳定性的作用,从而给出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一种可行性证明。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基础

本文讨论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基础问题。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 ,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 ,而两个正义原则是通过“原初状态”的程序设计来加以论证的 ;第二 ,这种程序设计是契约论的 ,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道德证明 ,同时罗尔斯也建立了一种新契约论 ;第三 ,桑德尔正确地指出这种契约论的道德基础是自律性和互惠性 ,但他对罗尔斯的批评是难以成立的。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核及启示

罗尔斯从伦理道德角度阐释了正义思想包括两个原则：自由优先原则,机会均等与差异补偿原则。在他看来,两个正义原则既是社会和个人的道德原则,也是道德正义的基本原则。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有一定交集的道德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不足,也给“中国梦”及其正义实践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论和谐视角下的公民正义感和正义感能力培养

公民正义感和正义感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强化公民正义感和正义感能力是化解冲突、实现人际和谐,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此,要明确公民的正义职责和义务,建构和弘扬为大多数人认同的社会主义正义观;要把正义感能力作为现代公民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和要求;要在教育过程中贯彻正义原则,坚持正义教育的纵向性和横向性的统一.     

如何使正义感成为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论英国改革法案》(1831)

本文讨论了黑格尔在逝世那年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论英国改革法案>,说明黑格尔确如他自己所言,"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而这种政治立场的核心就是在竭力维护近代以来的启蒙原则的同时,张扬人的"正义感"(道德意识的苏醒).具体到英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的领头羊)1831年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法案",黑格尔正面讨论了如何在以法的实定性质给贵族阶层以特权(法权)的同时,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感--反特权"的道德意识,并以此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南;这里面既涉及到如何理解"原则"(先验前提)与"需要"(利益的维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哲学传统"与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在处理社会改革的具体事宜上的差异.     

如何使正义感成为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论英国改革法案》（1831）

本文讨论了黑格尔在逝世那年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论英国改革法案》,说明黑格尔确如他自己所言,“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而这种政治立场的核心就是在竭力维护近代以来的启蒙原则的同时,张扬人的“正义感”(道德意识的苏醒)。具体到英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的领头羊)1831年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法案”,黑格尔正面讨论了如何在以法的实定性质给贵族阶层以特权(法权)的同时,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感——反特权”的道德意识,并以此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南;这里面既涉及到如何理解“原则”(先验前提)与“需要”(利益的维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哲学传统”与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在处理社会改革的具体事宜上的差异。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制度正义语境下的道德自觉诉求——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道德理论解析

与罗尔斯用非自利的契约论来探求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正义性原则不同,斯坎伦关注的是"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即判定道德对错的契约论准则及其促成道德动机和给予道德行为理由的效力,从而以此为制度正义理论提供微观道德基础。在功利论与道义论相互对峙的道德哲学谱系和经济繁荣伦理紧张的现实境遇中来考量,斯坎伦把道德的根基建立在平等主体都无法合情理反驳的理由上蕴涵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首肯,对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和对等的坚守,对人们相互承认及达成共识的期待,对彼此行动理由的合情理追问,为倚重于制度正义话语的伦理思考和当代人的道德自觉提供了独特灵感和智慧。     

略论罗尔斯康德式建构主义之失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明确指出他的正义原则是以康德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建构方法产生出来的,但随即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就其实质而言,恰恰相反,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及由此建立的正义两原则是功利主义的,这与康德的纯粹理性主义的道德观背道而驰。对此,批评者分别从罗尔斯所列举的三个主要的康德式理念展开攻击。之后,罗尔斯在其另外几篇文章中为自己理论中的康德主义观点做了进一步辩护。本文认为,他的部分辩护及其对正义理论的完善是成立的,但是,在最深层的角度,罗尔斯仍然未提供给我们关于"道德人"是以何种理念作为协商动机的清晰的确定。而且,如果接受他对于康德道德哲学重构的观点以彻底反驳批评者的指责,那么,就将因为所带有的过多的康德色彩而对其正义理论独特的基本原则形成冲击。     

正义感亦或重叠共识能否解决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

罗尔斯的正义感和重叠共识的概念主要是尝试解决现代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危机：正义感是运用正义原则和按照正义原则即按照正义观点去行动的一种有效欲望,正义感这一概念的问题在于作为完备性学说的一种无法获得其他学说的赞同;重叠共识概念是对正义感的修正,它同样无法解决稳定性的问题,因为人们在公共政治问题上可以围绕政治的正义达成重叠共识,但在公共领域之外,各种各样的完备性学说实际上是无法达成共识的。正义感抑或重叠共识的理念不仅没有弥补自由主义在人性哲学方面的不足反而使问题更加的复杂。     

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哲学解读

在休谟的道德世界中,情感代替理性成为道德评判和道德原则的主宰,扭转了古代伦理学的理性思维,开启了自我的情感世界。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来源于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对自我而言,实则是一种基于苦乐感而来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感,个体自我的道德情感与他人相互传递、产生共鸣,普遍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得以确立。重新审视休谟理论的情感特质,不仅可以展现他对丰富和发展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能反思当下人们为解决现代道德危机所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僵固思维模式。     

科恩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批判与超越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原则,科恩认为这些原则是为不平等辩护。科恩首先针对激励论证与道德任意性主张对差别原则展开了批判;科恩进一步指出罗尔斯建构主义式的理论进路使得正义原则只可作为社会调节规则应用,并且其中的正义屈服于其他因素,这导致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不充分性。基于对罗尔斯的批判,科恩提出了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并用共享原则消弭其中的不足,建立起具有平等性与充分性的理论,完成了对于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超越。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契约论论证模式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接续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提出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并予以规范证明.但其契约论论证方法只具有一种策略性意义,有助于明晰我们正义感的直觉,两个正义原则主要是靠理性的反思而非契约选择得到确认,同时作为合理选择理论,两个正义原则是可选择的对象而非唯一的选择,进一步说明必须依赖于对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解.     

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不等于正义的基本原则——柯亨驳罗尔斯的正义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用来获取社会正义原则的建构主义方法。为了全面论证罗尔斯正义原则所包含的不正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G．A．柯亨在《拯救正义和平等》一书中论证了该方法没有资格用来获取正义的基本原则。他逻辑上首先提出并论证了事实与原则关系的“非敏于事实”命题,即为了反映事实,那些反映事实的原则必须反映那些不反映事实的原则;然后以此命题为基础具体指证了罗尔斯正义建构主义中存在的两个混淆：把社会管理规则等同于基本原则,把服务于正义价值的原则等同于服务于其他价值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正是这两个混淆导致了罗尔斯把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当作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为此,介绍了英语世界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柯亨这一批判的评论。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包含人性论、政治德性和正义规则三个方面,其中人性论是政治社会产生的基础,政治德性主要是正义的德性问题,正义规则主要是正义的制度问题.体谟认为政治社会产生的外部条件是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政治社会产生的人性论基础是人的自私与有限的慷慨;休谟在其情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性理论,在休谟看来德性分为自然之德和人为之德即人为正义,人为德性建立在苦乐感的基础之上,它不是由自然德性直接导出的,而是在社会中人为创造的.休谟认为政治社会的正义规则包括:稳定的财产权占有规则、基于同意基础之上的财产转移规则以及履行许诺的规则.     

论罗尔斯自由的优先性

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观念,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正义观,即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平等自由权,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去追求幸福、尊严和福利,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在社会中建立一种最基本的自由体系,而社会自由体系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自由的优先性问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对自由优先性三个方面的辩护论证,即自尊论、良心平等自由论和利益层次论,不过罗尔斯的三层论证并没有赋予基本自由以词典式优先。康德式自律观念的利益层次论重建,为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正义原则进一步展开论证,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明显已经受到黑格尔影响而逐渐偏离了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不容置疑的是,罗尔斯的现代自由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完全超越了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为民主立宪社会稳定提供一定合理解释的理论。     

社会正义视角下弱势群体的保护

关于社会正义的探讨,避不开弱势群体保护问题,保护弱势群体是社会正义的实质要求.受制于强调自由的时代背景,休谟的互利正义观是将强势尽可能平稳地转化为利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意在消除社会任意性与自然方面偶然性的影响,以追求实质平等,但罗尔斯正义观中所暗含的相互性正义与其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互矛盾的.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意味着罗尔斯的正义形式是不稳定的,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休谟所遭受的诟病.巴利在前人正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公道的正义,这种“具备了保险游戏的结构”正义,确保了形式上的公道,使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一步接近了实质正义.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应得与道德价值——罗尔斯的应得批判之批判

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应得正义观是平等正义观最重要的批评者和挑战者。罗尔斯认为应得主要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并利用"道德价值与分配份额无关"来反对应得在分配正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无知之幕"的道德理由、差别原则的融贯性问题以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整个正义原则中的独特地位,可以看出,应得作为先于正义原则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已经被罗尔斯所接受并运用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推理之中。应得与分配正义密切相关。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