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避讳方法探略

近代史学大师陈垣撰著的《史讳举例》,总结历代避讳的方法有四,即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①。蔡尚思先生《论陈垣老师的历史避讳学》一文,认为应该加上增笔、拆字、合字、缺字四种,并举了一些例证②。笔者就所见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对太平天国避讳字初步摸了个底,探索其避讳方法,计有改字,减笔、加笔、空字、省字、删略、析字、合字、改音、谐音、衍义、改偏旁等十二种。这十二种避讳方法中,有的还可依其次要特点作较细的划分,有的相互之间则是部分交叉的。某一个避讳字,往往同时兼用几种避讳方法,或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避讳方法。现把太平天国避讳方法十二种举例条释于后,并联系古代讳例和近人见解,略做一点比较和讨论,以求教于同志们。     

太平天国避讳字说

一避讳是我国特有的风俗,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礼制。在西方,基督教徒的小孩受洗取名,不但不回避、而且有意识地与敬爱的尊亲、长辈同名。斯拉夫人的名(教名)和姓(家族名)之间,还得加上父名。以帝王、英雄、闻人、学者、发明家、创始者的姓名来命名事物,作为纪念,加以褒扬,千人写,万人叫,更是视为尊荣。而在我国,则君主、圣贤、尊长、父祖的名讳,口头上不能叫,文字上不准写,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回避,这就叫做避讳。避讳原先出于子孙对父祖的尊敬,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等级从属关系的制度。避讳制度始于周、秦,盛于唐、宋,下迄清末。它维护宗法制度和三纲五常,禁止犯上作乱,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民国以来,实行共和,避讳作为一种制度是被废除了。然其遗风,恐怕还不能说是完全泯灭了吧。     

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述论

(一)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清王朝斗争的需要。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太平天国明文规定避讳字样,始见于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诏》。“天父”才是真神,才是上,才是帝,才是爷,“天父天兄”才是圣。其余不得僭称;呼称天王洪秀全“为主则止”,不宣称上称圣,免致“冒犯天父天兄”;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也不得称为王爷,乃分别封为东、     

评《太平天国避讳研究》

评《太平天国避讳研究》徐吉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良作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其论著屡获学术界好评。广西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３年８月出版的《太平天国避讳研究》，是吴良作先生的近年力作之一，经作者］２年呕心沥血、三易其稿而成。全书共２７万字，分７章，...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日本企业增值会计

日本企业增值会计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博士生李梅增值会计是从增值额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新兴会汁。长期以来，会计一直围绕着收益额的确定来研究企业的经营活动。净收益额是从营业收入中扣除成本、费用和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净收益额归股东所有。可将其用来分...     

地方望族的权力运作模式——以W 地区为个案

本篇论文把.地区自明清以来的城市望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以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为研究背景，以望族的权力为切入点，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从资源的角度，研究望族的权力运行逻辑；二是从策略角度，研究望族在角色转换与地位提升过程中的各种权力技术，从而探讨城市望族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发展演变的规律。     

从国际法的视角论钓鱼岛争端的解决模式

目前,国内研究钓鱼岛争端问题的文献主要是从历史和法律两个角度来论述的,涉及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中国对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研究、日本反复挑衅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政治图谋以及钓鱼岛争端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方面。本文专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战争模式、仲裁模式、谈判模式和搁置模式,并从历史和国际法理两个角度对这四种模式在中国未来解决钓鱼岛争端上的可行性选择进行探析。     

小说兴起之缘由初探

本文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兴起的原因。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一是从物质技术—印刷机的质量提高入手;二是从作家、出版商、读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小说的兴起;三是从作为“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来看小说是在大众认可的条件下形成的。     

从哲学视角看大学生素质教育

综观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或侧重于生理、心理学,或侧重于教育、社会学,或侧重于人类学等。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从具体学科的角度来研究素质教育的。诚然这种研究能从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部分内容,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素质教育的本质。人们对素质教育内涵的揭示有两种不科学的倾向:一种是过宽的倾向,以为素质教育是“全能教育”;一种是过窄的倾向,以为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教育。只有从哲学的角度,从人的成长和发展这一更为广阔、更为根本的视野中,辩证地、唯物地、历史地、系统地整合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本质。     

说美

“美”是美学中最重要的语词和概念之一。但是它在汉语中的初始语义却一直是一个谜。一种传统的说法是,“美,甘也。字从羊、大”。也就是说:“美”的语义似乎是从美味中引申出来的。这种说法相当权威也颇为流行,但其实却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淡·实际上,从古(?)学的角度(?)美字(?)大的合体字。其字形乃是一个头戴羽饰的人形。(见下图)     

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化倾向对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关于中国近代科技滞进的文化思考

2000多年来,中国学术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鹄的,始终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在社会人生的范畴之内,以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为立身之道,中国传统科技就是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土壤中培养出来的。大大地限制了对自然的认识,削弱了穷究其终极原因的兴趣。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于社会,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说到底,中国的学问是一种求善的学问。中国固有文化的构成中科学的比重较轻。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伦理学密切结合,认识方法与修养方法密切结合,使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一天人”…     

避讳改偏旁例

避讳而改偏旁,前朝罕觏。太平天国则把“鬼”旁改为人旁。按太平天国教义,“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云人)爷”(《永安封五王诏》),“肉是肉父生,(云人)是(云人)爷生”(《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好人死后灵魂“升天”,天上是没有鬼的,故改魂为“(云人)”。此字在辛开元年(1851年)的一些“天父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如“灵(云人)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真神能造山河海,不信(云人)爷为何功”(《天命诏圣书》)之类。壬子二年新刻的《天条书》,凡“小灵(云人)”、“(云人)得升天”等等,“(云人)”字均从人而不从鬼。壬戍十二年(1862年)颁行的《敬避写样》,“魁”字条下注明:“凡写魂、魄、愧、魏等字均从人,写作(人斗)、(云人)、(白人)、(委人)、字样。”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从“魂”字推广到其他“鬼旁字,因避恶     

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般都要了解对方的习俗,否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而影响交往的顺利进行。中国古书《礼记·礼曲》中就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说法,可见了解对方习俗之重要。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拟按阶段叙述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概况,并探索其特点和’规律。     

儒家敏行观及其在广东的嬗变

儒家孔子的敏行观着眼于看重力行的人格塑造,也包含着守信的道德追求和审断多思的理念。广东文化中的敏行观发育于商业文明成长的环境中,它已没有了道德信用层面上的多言之讳和失言之忌,是出于人们生存生活的固有方式,属于文化精神中的内在品格;近代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更是给传统敏行观赋予了科学理论的灌注。经过改革开放的时代洗礼,广东文化精神中的敏行观具有了全新的时代特质:以不尚空谈为前提,以求真务实为基点,以人本主义为内核,体现着一种优良的时代文化精神。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建构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在本质上是从主体向度对社会生活进行实践性阐释所形成的一种话语模式.它的提问方式主要表现为:在唯物史观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互动关系框架中,文学文化等社会意识作为关系过程的主动因素和主导因素是如何对作为客体基础的社会存在发生价值赋型与实践改造作用的.从其特定的历史身份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主要体现为某种批判性的话语模式.作为一种客观性的阐释视界,它主要以一种实践性的阐释机制来实现其对象化的存在,而人及其情感心理则构成了这种主体阐释视界对客体基础发生实践作用的现实中介.     

论讽刺小说的流变

论讽刺小说的流变李汉秋本文认为，讽刺小说主要是以对现实的态度和表现方法为帜志，而不是从传统的题材分类来着眼的。其广义的讽刺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寄寓性讽刺，主要是从神魔小说中孕育出来；另一种是现实性讽刺，主要是从世情小说中孕育出来。而狭义的讽刺只指后一种...     

智能和人类的进化

由于人类具有智能,他成了两种进化过程的主体: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文化进化的结果同生物进化的结果大不一样。本文尝试比较这两类进化,并力图阐释智能在文化进化中的作用。一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生命和变化是同义语。不管我们是从微观角度来考察生命,还是从生物个体身上来看生命,抑或把生命看成是从地质时代角度来估量的一种总体现象,其结果都一样:我们均领悟到,生命是连续的状态和(或)动态存在的序列。所有生物体都在变化,但变化类型和变化速度却大不相同。人毫无例外地服从生物变化的一般规律。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的存     

历史雎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一个持续经历着争论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双重意义问题.论者们大多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而对于这两重含义之关系.则多含糊其辞,不予深究.但要从根本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这一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不能予以回避的原则性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对象的社会存在,并不是直观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只有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视野中才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起了其对象,而这也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内在统一性.     

人治与法治问题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生活和思想战线非常活跃,出现了多年来所未有的可喜现象,人们对于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堵塞产生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漏洞,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人治和法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在有的文章中,片面的强调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两者始终对立,各执一端,如水火之不相容;似乎以礼治、德治为内容的人治就意味着专制,而法治则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是限制君权、反对专制的。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褒法贬儒的印象,而且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岂不是说儒法斗争的历史从古